一件爱的遗物

偶然看了普拉斯自传(The Bell Jar)拍成的电影,于是读她的长诗Daddy。诗中反复把她的父亲比作纳粹,把自己比作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I thought every German was you/…An engine, an engine/Chuffing me off like a Jew/A Jew to Dachau, Auschwitz, Belsen/I began to talk like a Jew/I think I may well be a Jew)有的评论家——尤其是犹太裔的——为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段历史太近了,疼痛仍太真切,被用作隐喻未免太过残忍。我觉得,本就不必在语言内部分析普拉斯的这首诗。大屠杀(the Holocaust)于她,已不是一个可置换为隐喻的意象,而是她个人的情感体验,这体验,通过文字、图像,以及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而得以命名,让她对自身命运的言说成为可能,并且因为这段浩大的历史,而让她的痛苦不再是孤独的。另一方面,用纳粹与犹太人的屠杀关系来比拟她与父亲,也真是很难说,更残忍的,究竟是纳粹还是普拉斯的父亲。
诗中还有这样一节:I made a model of you,/A man in black with a Neinkampf look/And a love of the rack and the screw/And I said I do, I do. 显然普拉斯是在说泰德休斯(Ted Hughes),她爱情中的希特勒。她说,每个女人都爱慕一个法西斯(Every woman adores a Fascist,/The boot in  the face, the brute/Brute heart of a brute like you.),而这个男人的确不出她所料地,为了一个极美的女人,Assia Wevill,抛弃了她。在电影中,Wevill是普拉斯的诗歌的仰慕者,两对夫妇的交往也是从Wevill对普拉斯的阅读开始的。Wevill是以色列和德国裔的犹太人,也有人说,普拉斯在Daddy一诗中把自己比拟为犹太人,也是因为Wevill。她试图把自己变成休斯爱着的一个女人,哪怕仅是在一首诗的语言里。
这种感情很好理解。因为她夺走了他,所以她恨她;因为她是他爱的女人,所以她也必须爱上她,甚至变成她。可她到底还是自杀了,用纳粹集中营里犹太人被杀的方式——她在家中打开煤气,她要说出,用她的死说出来,她是窒息而死的,她的生命是因为窒息而被迫走向死亡的!不可思议的是,几年后Wevill以同样的方式杀死了自己,杀死了自己和她与休斯的女儿。她在生前像出于迷恋那样使用普拉斯遗留下来的日常物件,她抚养普拉斯和休斯的一儿一女,她毫无办法地看着休斯奔忙于接二连三的新欢,“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女管家”。因为他爱过普拉斯,所以她也得对普拉斯保持爱意;因为普拉斯已经死了休斯对她自己的爱也快死了,所以她要像抓住休斯的爱那样,追随普拉斯,变成普拉斯,哪怕只能以死亡的方式,哪怕这死亡是最暴力的窒息!
普拉斯和Wevill是彼此的纳粹和犹太人,她们的关系就是屠杀本身,哪怕是因为仇恨顺从于迫不得已的爱意。她们的生,就这样被过分膨胀的情感充满了,撑破了,像两只破了洞的气球那样萎缩着抽离了休斯的生活。休斯成了一件爱的遗物,怀揣一些或美或丑的记忆,留在了继续着的生活、诗歌、和风流韵事里。

2 responses to this post.

  1. Posted by falcon on 2008 年 2 月 28 日 at 08:00

    瓜头,给我发封信,把你的国内电话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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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哈…也来冒冒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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