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1

冬季学期修了个讨论班,主题是:“在一起”(Shared Agency,直译:共同行动性),处在实践理性、行动理论,和心灵哲学的交叉口上。焦点是:怎样理解两个或多个人一起行动时,“一起”(together)的涵义。日常中有这样的表达:“我打算我们一起做某事”。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共同意图——如果有——该怎么理解?
塞尔认为,这个“在一起”,是一种原始且基本的现象,不能通过分析在一起行动的个人的意图来得到理解。但布拉特曼认为,与他人一起行动的可能性,植根于个体行动者。从个人意图到共同意图,我们不需要在存在论上假设任何新的东西。具体而言,是个人能够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筹划的能力,使得个人与他人的共同行动成为可能。布拉特曼称之为适中的社会性(modest sociality)。

布拉特曼的方法是对以下两种理解的折衷:一是基于相互之间认知平衡的理论:运用博弈论,认为两个或多个人之所以可能一起行动,是因为他们对彼此的相互认识形成了一个公共认知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使得“一起”成为可能。
另一种理解是从义务的角度,认为对彼此的义务,即当对方不作为时,有权利要求他如此这般行动,使得“一起”成为可能。布拉特曼认为,前者不足以构成“一起”,比如走路时彼此躲开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并不构成共同行动。而后者的要求又太过苛刻,毕竟,在一起不见得非得构成义务关系吧。

后一种理解的代表人物,不出所料,是个女人,难怪喜欢把“义务”挂在嘴上,认为一起行动就意味着对彼此负责。但,这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因为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要对彼此负责,以及怎样才算进入这个共同行动的状态。
对彼此负责这个答案,绕过了关键问题,只是从浮皮上给出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就像用契约论来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和用艺术惯例论来回答什么是艺术一样:如果公民愿意履行契约,他愿意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才是真正重要的。契约与否倒在其次。(休谟对洛克的批评)如果艺术品即艺术界成员赋予物品以艺术品称号,这赋予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根据才是艺术品之为艺术的关键,赋予称号与否并非问题的核心。(大家对迪基的批评)

布拉特曼的折衷方法,试图从最简单的小规模合作行动开始,从共同意图的角度,解释人的社会性何以可能。比如,一起走路和二重唱。涉及到命令和律法的合作行动比较复杂,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比如有指挥的交响乐演出,和婚姻。
第一次课上,主持这个讨论班的罗斯教授把一起走路作为例子。两个人一起散步,如何区别于两个陌生人碰巧一路走在一块?维尼有个类似的例子:我抬起我的胳膊(I raised my arm),如何区别于我的胳膊抬了起来(my arm’s rising)?后者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或非自愿的动作(bodily movement),但前者则是自己主动做出的行动(action)。

内森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两个人碰巧同时走出办公室——都是因为需要出门走走,想一想卡壳了的论文,跟彼此打了个招呼,知道对方也打算去楼下的草坪沉思,便相互约定:为了不打扰彼此,你在那一块走,我在这一块走。
问题:他们能否被认为是“在一起”散步?罗斯教授的直觉是,他们两个在一种很弱的、最低限度的意义上,算是“在一起”散步,毕竟他俩散步不碰面,是约定的结果。内森反对,他认为这两个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在一起”散步。

我初涉这个主题,没有清晰的前理论直觉。但关于“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做过形而上学方面的思考。我之前的思考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起”),是不是实存的(real)?我倾向于认为,关系并非实存,而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一个推论或衍生物。即,关系并没有独立于关系中的个人的自在存在。
但这样想并不严密。因为,关系寄生于参与关系的个人,并不意味着关系是非实在的。就像洛克理论中的颜色,颜色是寄生于第一性质——形状、质量等——的第二性质,但并不能从颜色的寄生性,直接推导出颜色的非实在性。至多只能说,关系不能直接生成,而只能通过关系中的个人的人格构建来得以建立。就像你不能不经由物的第一性质而直接改变物的第二性质。

关于“在一起”的另一种思考,是有段时间纠缠于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的说法。觉得相聚和分离应当是互为前提,互相使对方成为可能的。相濡以沫,有固置于相聚的嫌疑。失去了分离的可能性,相聚就成了不透气的拥挤。如果没有相忘于江湖的淡远,物理上的近,多半是没有张力或凝聚力的堆放。
而另一方面,相忘于江湖,得有相濡以沫的意味才行,甚至只能是作为相濡以沫的一种形式,这个说法本身才能得以成立,否则只是全然不相干的两个人而已。所以,相濡以沫不够,相忘于江湖也不够。它们只是且只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近在眼前,相濡以沫;远在天边,相忘于江湖。这样才是好的,才是活的。

这个意思有些像柯如之在《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中谈到的对人的生和死的理解:

“分离必须以合一为前提才谈得上分离。纯粹的尸体当然也是能够设想和理解的,但是它如何能够与人联系起来?如果不能与人相联系,那么尸体就根本与死亡无关。如果人根本无能于合鬼与神,那么他只能认识两种不相干的东西:人——这只能是活人,但是在这里他还不知道人是‘活的’人——以及一种叫做尸体的东西——同样,在这里,尸体也根本不是‘死人’,而是完全与人不相干的东西。有的动物吃同类的尸体,尤其是虫子。对于那些动物来说,尸体并不是死去的同类动物,而不过是与任何其它食物一样的东西。

因此,也许‘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同时以‘活人’和‘死人’的面目同时出现的,否则便还是没有‘人’的蠕虫世界。换句话说,‘人’之所以可能,有赖于对生和死的同时领悟……从生死为人的同时领悟而来,也就是从‘礼’而来,我们才可能从浑然无别、无生无死的自然生死中断裂出来,跳跃出来,开始以生为生,以死为死,于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才觉悟有生,有死,从而才是一个自觉为生命的——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自觉为有死的——个体生命。”

还想继续引用下去,但还是回到主题吧——其实本就是在说题外话,谈不上什么回到不回到。总之,基于我对“关系”的直觉性理解,我倾向于认为“在一起”并非如塞尔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基本现象。我更认同布拉特曼的观点,对“在一起”的解释,应当落实到个体行动者,即作为时间性存在的,能够对自己的存在进行筹划的个人,而非仅仅通过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来行动的简单行动者(比如猫狗)。这个人之存在的时间之维使得人之存在的社会之维得以可能的论题,听起来有趣而迷人。
这个冬天,想想什么叫“一起”,什么叫“在一起”,想想人在时间上铺开的一生,怎样渗入了空间并与他人的生命交融在一起,与历史和自然融汇在一起。

我在思考中寻找一个作为问题的答案,或作为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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