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丸

 

近来去查系里的信箱时,总会顺便看看宰丸的信箱还在不在了。
之前见他的信箱里塞满大包小包,便怀疑他已经回韩国了。
后来见他的信箱始终空着,便知道他已经回韩国了。

初见宰丸是2007年秋天。那时我在系里修本科课程,沙伯教授的康德,本研混上。见一张东亚面孔坐在最后一排,穿件土黄色灯芯绒西装,犹豫着该把牛皮公文包往哪里放——别人都把书包丢在地上,他显然不乐意这么做。我以为他是中国人。
那门课的教材是《从绪论到任何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在序言里说,很多人抱怨《纯粹理性批判》难懂,于是我写了这本书,如果你还读不懂——生活中有价值的事很多,不一定非得学形而上学。沙伯教授以善于带动大家进入讨论而著称,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宰丸初来乍到,整个学期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只有一个词:causation。
学期中间我去找松兔写推荐信,他说今年招了个韩国研究生,毕业于李硕宰的母校——首尔国立。李硕宰是系里的韩国教授,也不完全是韩国人,小学时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这才知道,教室里的西装男不是中国人。我直觉和他毫无投合之处,以至于整个秋天连个招呼都没打过。

再次见到宰丸就是2008年秋天了。在系主任家,一年一度的新学年party。系主任让大家戴上胸牌,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引用一句哲学家的话。名字是为了向彼此介绍,引用则纯属好玩。我引了迈农的一句:
There are objects of which it is true to say that there are no such objects.
迈农认为不存在之物可以拥有属性,但被人讥讽道:这些不存在者,在哪儿拥有属性呢,在迈农丛林里么?于是我玩到底,引完之后还加上一句:Quoted by the Queen of the Meinong Jungle。
在门厅看见宰丸,他的胸牌上写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一行是中文,第二行是韩文翻译,第三行是英译。我顿时深感羞愧,并对他生出些敬意来。

之后没多久,在系里碰到,他问我开学以来感觉如何,之类之类,大概觉得作为师兄应该给出点建议或帮助。他问我与韦恩是否相熟。韦恩是华裔教授,看上去很中国,却一丁点中文也不懂,典型的香蕉人。当时我正在上他的心灵哲学,说实话颇感别扭,不但没有因为同姓“Wu”而感到丝毫亲切,反而有跟白人教授从未有过的隔阂。
宰丸倒是与李硕宰很亲近,感到郁闷时便去李硕宰的办公室诉苦。他觉得之前一年学业艰难,“在教室里像孤岛,无法融入大家的交谈;写作也比较困难,教授似乎不考虑我是外国人,拿那么高的要求来批改我的论文。”
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来我在哪国都没想过要“融入”别人,在教室里成为孤岛实在乐意得很;二来教授要求严格,既是督促又是鞭策,是好事,每每看到论文里的文法甚至措词都得到纠正,便觉得十分感动。但这些我都没说,毕竟他是师兄,他的感受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的第一学年结束之前,一个难得的好春日,阳光像在草地上抹油。下了讨论班,在校园里随意转悠,碰见宰丸在看一只松鼠。我们去买了冰咖啡,坐在镜湖旁边的石阶上聊天——镜湖不过是个人造水池,旁边有个舞台和一段弧形石阶看台,每块石阶上都刻着一个名字。石缝间荒草丛生,让人觉得坐在石阶上安静看书的人,一定是在阅读历史。

宰丸说他的几篇课程论文都被打回来反复重写,逃过重写的也成绩不佳。他在首尔国立时是做法国哲学的,有些受不了美国人做哲学的思路。他那时大概很春风得意,因为他来这读书不是用系里的奖学金,而是之前申请到的富布莱特奖学金,两年,连助教都不用做。
可我没法跟他一起抱怨——那像难兄难弟,在对方的窘迫中寻找慰藉。这并不是说我对美国人做哲学的方式多么认同。然而,遇到问题,就应该去解决;解决不了,要么离开,要么接受,然后在接受中学会享受。抱怨不仅徒劳,而且丑陋。况且,在美国读哲学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么,你当真从中找不到任何乐趣?如果的确如此,我只好表示遗憾。
我说:你越不认同,便越不愿意去做,便越做不好。这是恶性循环——如今写下,才发现这话其实更不客气。

他说来美国是因为女友在美国学钢琴。“她明年就要开始读博士了,钢琴演奏,茱莉亚音乐学院。她也拿到了我们学校的奖学金,但茱莉亚是最好的,所以我让她去茱莉亚。”
这样的考虑或许很自然,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明智。因为几乎以其中一个人本然的心智道路为代价。他走不下去了,便不再是从前与她走到一起的那个人。
在首尔国立的哲学系念了六年书,不能说对分析哲学的做派没有概念。明知自己吃不消,还要漂洋过海地跑来,这不是珍惜他们的情感,反而有葬送的危险: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是没有一张面孔,来面对另一个人的;也无以作为对话者,来响应对方的呼唤并给出的爱——这些他应该不是没想到,但仍然决定如此行事,那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在交谈中我习惯于做倾听者,而不是那个诉说者。我问他最喜欢哪个法国哲学家,对哪些话题感兴趣。但他似乎并无兴致仔细谈论。
与心有默契的人坐在一起,不用说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我与宰丸不但没有默契,甚至压根儿就不熟,语言都不是很通。彼此无话地坐在美洲烈日下,各喝各的冰咖啡,实在有些折磨。舞台上来了几个本科生,稍显瑟缩地挤在舞台前沿的一角,不声张地排演着什么。隔着钢针一样晃眼的阳光看过去,倒像打量生活与戏剧之间的那块逍遥或无所适从了。
有年秋天,我站在石阶看台的顶端,看空荡荡的舞台。一片叶子落在石栏上,黄得很清明,也看不见叶脉的纹路,静静地伏在那儿,像一个手掌把一个人的宿命扣在手下。有个女人从舞台上横穿而过,低着头,并不知道她走进了一张照片,照片题为:persona。

半年之后的秋天,我和宰丸都在修沙伯教授的欧几里德讨论班。我们系有讨论班之后一起去喝酒的传统,平时随意,但最后一次的“强制性”是不成文的惯例。于是对我而言,喝酒便成了期末到来、论文截止期的征兆。宰丸倒是常去,之前也跟我说过,李硕宰建议他多参加社交活动,一方面练习语言,另一方面融入这里的生活。
最后那次喝酒挺轻松。因为埃里克的新旧女友问题,讨论到了系里诸位人士的取向。谁说俄亥俄州保守?州立大学在同性恋友善学校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呢。以下都是公开事实:威廉教授是gay,研究生康拉德、安迪是gay。凯西是前蕾丝,后来被一师兄掰直了,且马上结婚。
聊完了取向,我就开始问大家星座。康德学者沙伯教授,跟康德一样,是金牛。宰丸竟然是双子,出乎我的意料。

散伙之后,开车来的负责送没开车的回家。埃里克送宰丸和我,宰丸下车时,问我知不知道怎么回家。我大笑,心想我在同一个地方住了好几年,怎么会不晓得怎么回家。结果宰丸摇了摇头,直接跟埃里克说,把她送到某路的哪里哪里。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真不晓得七叶树村该这么走。但宰丸怎么知道我完全没有方向概念呢,难道我额头上写着“永恒的副驾驶”六个大字?但也觉得亲切。

冬季学期宰丸候选人考试。他做早期现代方向,题目是passion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作用:探讨情感如何帮助笛卡尔解决身心问题。
春天我们都在修艾伦教授的柏拉图讨论班——已经是2010年了,这个年份像个写错了的数字。而,2011,仍然像写错了。大概从2010年开始,年份就仿佛写错了——逝者如斯,却太过迅速、太过湍急,指缝间滑过的光阴,越来越留不住颠簸于人生的真实感。又或许我已然站定,觉得一切流逝仅仅是虚幻的。

最后一次“强制性”喝酒,忘了为啥,竟有人谈起史蒂文斯——在我们系,诗几乎不可能被谈到。我说我最喜欢的英文诗人就是史蒂文斯和默温。艾伦教授抗议:默温跟史蒂文斯可不是一个级别!我不甘心,但也不是不同意艾伦说的:默温最新那本诗集实在不敢恭维。我辩护道:“史蒂文斯是冷的和热的,但默温是温暖和清凉的。”——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没什么可解释的。艾伦想了想,倒也认同。宰丸突然冒出一句:美国还有诗?语气中带着懒于掩饰的东亚人的傲慢与不屑。

傲慢者有时正是用他的傲慢,告诉了别人他是盲的。

宰丸那天开了车,散伙后送我回家。初夏的黄昏,正像默温的诗,辉煌得温和而清凉。暑假宰丸和女友回韩国结婚,然后去南美度蜜月。
开着敞篷车的美国小孩路过,大呼小叫——大概是没见过桃红底白花图案的布旗袍。宰丸很激动,把头伸出车窗,去骂他们。其实人家并无恶意,似乎不必如此,吓得我生怕出车祸。骂完之后,他愤愤地说:我恨美国。从他的韩国英语中,我也分辨不出,他究竟是说“恨美国”还是“恨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的签证很复杂,不能在美国找工作。“反正你讨厌美国,正好不用在美国找工作。”但他女友想在美国教书,他也不得不做此考虑。他的话似乎是在打磨一个粗厉而直截了当的现实,让人觉得无论怎样都走投无路。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不走下去同样不可能。

暑假里,李硕宰回首尔国立了——他刚在系里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宰丸不得不重选导师。沙伯教授待他不薄,但他不愿意做康德。便跟了道宁教授。道宁是做洛克和伯克莱的,而宰丸做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不知他接下来的博士资格考试该如何操作。
韦恩去了卡耐基梅隆——妻子和孩子都在那里。系里的教授又变成了清一色的白人和犹太人。哲学系在“多样化”这一用人政治上从来都非常吃紧,好在隶属的人文学院里还有东亚系、黑人研究,和女性研究。

候选人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都在冬季学期,考试不通过而走人,因此显得特别凛冽。之前的秋天,纯粹理性批判的讨论班,我问宰丸怎么没见康拉德。“他半年前的考试没通过,转去比较文化系,跟卡苏里斯做日本哲学去了。”——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宰丸。
当时在想,是否应该发封邮件给他,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同学。但说些什么呢?我从来都非常不会安慰别人。记得十年前,大一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师兄打来电话,什么都不说就开始哭,一直一直地哭,从他嘟哝出的只言片语推测,大概因为要毕业了,四年之间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怒哀乐一下子涌上心头,觉得自己又可怜又委屈。
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说了两次发现他并没有在听,便也不再说,只是拿着电话,听他哭,听他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的我并不明白,人竟然可以哭那么久;也并不懂得,并非所有的感怀都可以在第二天早晨烟消云散。

我又想到韩国男人死要面子,说不定最不愿意被安慰。便没有发邮件。
系里只有我一个东亚人了。在走廊上、教室里,有时会意识不到,自己跟别人是不同的,至少看上去很不同。
我仍然没有兴趣融入这里,融入哪里。极少去办公室,有时在星巴克看书,买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经常是中国的消息,前些天竟然几个版面大讲武汉的市政建设。那位“满城挖”市长,挖得我去年回家,满眼物非人是,像踏进了一座时光的废墟。而,当初的物已不再,人的是也难免打个折扣。

2011年也过半了。听说宰丸已回韩国,打算改行做别的——没有博士学位,便没法找教职。妻子与他一同回去了——从茱莉亚中途退学。以出走的方式,他们把彼此拽回了家乡。东亚人的温情的镣铐,铐在柴米油盐、五味杂陈的人生里,此中或有真义,只是欲辨却已忘言,于是也不欲再辩。

 

7 responses to this post.

  1. Posted by monoii on 2011 年 7 月 22 日 at 12:51

    喜欢这篇,喜欢这篇里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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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osted by monoii on 2011 年 7 月 28 日 at 13:36

    喜欢这篇,喜欢这篇里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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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osted by snoopy on 2011 年 8 月 20 日 at 06:09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旁观者和倾听者。

    还有刚一看题目吓了我一跳,我我我看走眼了,我看成“睾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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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osted by mindware on 2011 年 8 月 28 日 at 20:39

    同武大校友,同系里唯一东亚人的飘过。赞淡定。你的文章看的让人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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