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籽

翻出初中时代的摘抄本,发现零星有些段落至今仍有感动力,大概自打我读到它们,它们就长在了我身上,塑造着我。比如 ——

之一

电影明星洛依德与修车女工在汽车修理站的对话:
“ 让我再问你一次,你喜欢看电影吗? ”
“ 我回答过了,喜欢,而且是个影迷。 ”
“ 您不认识我? ”
“ 怎么不认识,您一来我就认出您是当代最著名的影星阿列克斯洛依德。 ”
“ 既然如此,您为何这样冷淡? ”
“ 不!您错了,我没有冷淡,只是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狂热。您有您的成就,我有我的工作。您来修车是我的顾客,倘若您不再是明星了,再来修车,我也会一样地接待您。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吗? ”

想起一两件不算怎么有趣,但也不妨说说的事。五年前看系刊,逻各斯,里面介绍一个本科生,说他的哲学论证和他的跑动能力一样优异得惊人。我弄了半天才明白,此人是著名的高校橄榄球星,安东尼(托尼)冈萨雷斯。又过了半天,我恍然想起,将近一年前,我修伦理学时,他是我的同班同学,那门课的学生只有二十多个,时常有小组报告,难怪看照片眼熟。固然我对橄榄球毫不关心,但通常的学生多是狂热的铁杆球迷,但那门课没有出现任何不平常的地方。

冈萨雷斯不出意外地被选进了全美职业橄榄球联盟,因为头脑和身体素质一样好,成绩出众,但后来受了伤,几年之后宣布退役,去斯坦福法学院念书。记得系刊上介绍他的那篇文章里提到,他和队友常讨论柏拉图,接受采访时首先问记者有没有读过《理想国》。他是古巴裔的白人,爷爷原是卡斯特罗的法律顾问。

四月时认识了一个来做访问学者的女生,每天在政治系旁听。她提到来这里读本科的中国小孩,一脸啼笑皆非 —— 有天课后,一个中国小孩让她帮忙拍照,那孩子听说那门课的教授是大牛,就在网上买了本他的专著,课后请他在书上签名,然后与他合影。 “ 这本书你看完了,觉得很好? ” 她问。那孩子说,根本没看。修那门课只是为了混学分,但既然是明星,当然要签名合影。



之二


摘自史铁生《我的梦想》:约翰许跑出了九秒七九是服用了兴奋剂。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

从小我就对所谓对错有些厌烦,甚至不以为然。部分原因大概就是看到了这段话,确认了在对错之外,有更触及灵魂的东西。

乒乓女将何智丽拒绝教练让她为了 “ 国家利益 ” 而让球,嫁给日本人更名为小山智丽,代表日本队参赛并夺冠,有人骂她汉奸。她的家庭破裂后,有人又幸灾乐祸。
王治郅拒绝体育总局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要求之后,不敢回国,知道有处分等着他。后来他在 NBA 发展不顺,国家队接纳了他, “ 不计前嫌 ” 地欢迎他回来 —— 听说这个消息时,我顿时想起了小时候的摘抄本里的这段话,傻乎乎的哽咽了好半天。

本子里还抄了一篇题为《守土》的小文,讲俄国体操教练阿卡耶夫,他手下的体操名将,纷纷在夺金之后移民欧美,代表其他国家功成名就。但阿卡耶夫始终住在俄国小小的房子里,拿着不高的薪水。 “ 谁说俄国贫穷,没前途?我就爱它。 ”
电视里的现场直播特地拍摄了从前受教于阿卡耶夫,而今却代表其他国家参赛的选手。镜头运用得很巧妙:阿卡耶夫不时抬头,远眺自己从前的学生。一个学生从平衡木上摔了下来,阿卡耶夫的脸色一震。

倘若文章在此结尾,阿卡耶夫的近乎本能的反应将十分动人,他和曾受教于他的学生形成了血缘般的纽带,学生的境遇,不假思索地牵动着他,埋伏在人性中的人类纽带,穿透了层层堆砌的文明的矫饰,闪现出雄浑又深情的光辉。

可惜作者画蛇添足地写到: “ 我不知他的感受,是喜,是悲?还是再一次失落?我猜想,阿卡耶夫会不会在心里暗骂,谁让你不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 狭隘的幸灾乐祸,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

凡事以国界为先,划分敌我而不是把一个人首先看作人,或者凡事以对错为先,而不是直接触摸事情本身的脉络的真切,这并不是 “ 守土 ” 。因为这恰恰切断了心灵与大地的关联,看似坚定,却仅仅是空虚地漂浮在概念搭建起来的没有地基的蜃楼上。



之三


本子里抄了篇题为 “ 柏林的街灯 ” 的小文。大概写于推到柏林墙不久之后,柏林将要成为新的德国首都,街灯却仍是煤气灯,因为煤气比电便宜。作者当时很惊诧,说煤气灯在中国早已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了。作者还引用了一位柏林市民的话:
“ 柏林市开支一向很紧,总有更需要花钱的地方。这些街灯是很老了,可还能用,挺结实的,煤气又便宜。去年市政府总算有了钱换掉它们,可是百姓不同意,说他们已经像古董了,不让换。 ”

抄写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是九六年。那年老蔡过十四岁生日,请二十多个亲朋好友去麦当劳庆贺,每人随便点餐。我诧异于这个大手笔的花销 —— 九六年的中国大陆 —— 又不好直说。第二天课间,把摘抄本翻倒这一页,递给老蔡。她看完就明白了我想说啥。

后来读到《尼可马各伦理学》,亚里斯多德专门讨论了两个类似于慷慨的美德,即在重要场合上的大手笔(花费),比如办一场华丽的婚礼,一次肃穆而堂皇的葬礼,或昂贵的狂欢节 —— 阔大是好,只要适度,且不庸俗。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老蔡在九六年的那次宴请,或许并不算特别夸张,那么未尝不能看作她的一个美德。

为人所称颂的 “ 理想国 ” ,在《理想国》中被苏格拉底称为 “ 发烧的城邦 ” 。他认为健康的城邦里,并没有沙发,点心,或歌舞艺人等 “ 奢侈品 ” 。苏格拉底反对奢侈的理由,大概可以理解成不要过分追求与身体相关的享受,因为这样耽搁了精神追求,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把灵魂抽离肉体。
与精神相关的东西,无论如何难以被形容成字面意义上的奢侈。奢侈仅用于物,就像节制仅用于对身体欲望的收束。于是想来, “ 求知欲 ” 或许更像一个修辞,用身体概念来模仿,来逼近精神概念。但其实大概是相当不妥的。

究竟什么是奢侈?似乎有两种理解方式:共时的和历时的。共时的奢侈是在同类物品中选择因为优质而昂贵的那些,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品牌效应。历时的奢侈则与柏林的煤气街灯相关,即为了追赶时尚而无必要地更换物品。
前一种奢侈,倘若合理有度,不知有何需要批评之处。但我很反感后一种奢侈。一方面即人们说的消费社会即浪费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我想,这种更迭破坏着与自我的同一性,与生存环境的同一性相关联的连续性 ——

频繁地更换物品 —— 无论是城市尺度上的街灯,还是个人尺度上的诸如手机 —— 与其说是主体在对自身的 “ 改进 ” 中显示其主动性,不如说是在对新鲜之物,对潮流的追逐中物化了自身,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或自性。一切皆流,便一切都不在。快速通向消失。历时性的奢侈,毋宁是消散着惟有驻留才能建立起来的自身的存在。

七年前陪同一位芬兰教授去山东开会。他把自己的论文摘要做成了幻灯片,但会议组织方说无法播放,如今这种幻灯片大概只有在电影学院的博物馆里才有了。芬兰教授很诧异,说这在欧洲仍有人用,还是通行的 —— 这个惊诧,倒是呼应了那位中国作者在柏林看到煤气街灯时的惊诧。不妨戏言之:仿若存在面对生成时的惊奇,反之亦然。

One response to this post.

  1. 不错,写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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