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随笔’ Category

邻人,或友人

最后一次见到王玲的时候,她并没有看见我。那时学生还在外文书店买书,中南路上的那家外文书店最大。我一直住在中南路,但小学毕业那年,王玲就搬走了。

 

人并不选择谁是自己的朋友。碰到,就是了。从小便是这样。我和王玲是小学同学,家也住得近,只隔了一条小巷和几栋楼。那时小学放学,孩子们排路队回家。我们在二号路队,黑黑、涓儿,和汤也在二号路队。每天我们放了学一起走,去王玲家写作业。长方形的客厅,尽头有张饭桌,靠着墙。我们趴在桌上写作业、说话,或者玩捉迷藏的游戏,“红灯停绿灯行”。大概是有个人被蒙住眼睛,数到十,其他人就不能动了,蒙眼人就开始像盲人一样摸索,凭着声音的方向去抓人,谁被第一个抓到,谁就在下一轮当盲人。

很久以后,黑黑时常回忆起那张饭桌,虽然擦得很干净,但趴在上面,就会闻到饭菜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和气。而我也喜欢在傍晚时听见炒菜做饭的锅碗瓢盆声,闻到饭菜的香,这声音和气味,让我觉得自己正踏实地走在生活里。

 

王玲不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小孩,但父母对她要求很严,每天必须额外完成奥赛习题和一篇作文。因此她的学习成绩数一数二,数学竞赛也会拿奖。有的家长说,爸妈自己太平凡,因此使劲想让女儿出人头地。有天下午,王玲的爸妈已经下班,但我们还没从她家走。可能也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和王玲吵了起来。王玲忽然大哭,委屈地诉说他们平时逼她学习,要求她完成各种任务。她指着我们,“她们的爸妈都不这么要求她们,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么苛刻?你们让我的童年只有压力没有快乐,你们就满意了?”

我们几个小屁孩儿在旁边帮腔,尤其是黑黑,她是个头脑早熟的小孩,很早就看过很多大部头书,她在那一本正经地讲道理,比如家长不应该拔苗助长之类,几乎有点语重心长的意味。不知当时王玲的爸妈怎么想,是觉得哭笑不得,还是稍微有所反省。总之,他们并非跋扈的家长,所以后来我们放学后照常去王玲家写作业,大概也是因为王玲的爸妈多少比别的家长更加随和且通情达理。

 

王玲渐渐有了一种学究气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发生了两件事。先是音乐老师突发奇想,要搞个“民主选举”,来选音乐课代表。每人一票,票数最多的人当选。忘了出于什么原因,票数最多的是班上的一个“差生”,叫彭叶,胖乎乎的,脑袋特别像冬瓜。有可能他当时擅长唱某支流行歌,或他爸爸从港台带给他了一些磁带,抑或大家的确有点恶作剧的心理,便有意无意地商量着选他。

音乐老师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姓张,高挑美丽。她看到这个投票结果,觉得大家是在戏弄她,当场就气哭了,去找班主任告状。而班主任也是个苗条清秀的小姑娘,当时正在和一个青年军官热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显示出生气的样子。

已经很是少年老成的王玲发话了,大概意思是要重视程序正义(当然她没有用这个词),不能预先认定某学生不配当选,那样是对学生不尊重。王玲不大有小女孩花里胡哨的打扮,多是齐耳短发。或许因此,她有了一种连年轻美貌的班主任都没有的“威信”样的东西,以至于她发完言,班主任和音乐老师都只好按她说的来,让同学们获得了他们选出来的音乐课代表。

 

另一件事,是班上转来一位并不完全算留级的女生。她叫严春华,当时已经十五岁了,而且外形和气质都非常“有女人味”。她像——也确实是——大姐姐一样对待班上的同学,大家都很喜欢她。据说智力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总是通不过小学毕业考试。但在日常的表现里,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同学们想在毕业考试的时候帮她,让她毕业:把自己的试卷给她抄。

但王玲反对作弊,认为是什么水平,就考什么水平,不能不劳而获。而且,她说,“就算这样混到了小学毕业证,又怎么初中毕业呢?在现代社会,不能小学毕业和不能初中毕业有什么区别?”大家觉得王玲说的不是没道理,但又觉得这本就不是一桩讲道理的事。最后协商的结果是,王玲不参与帮助严春华,但也不向老师告发我们的计划。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王玲搬家了。搬出中南路,去了当时新建成不久的梅园小区。那是九十年代中期,人们大都住在单位的院子里。居民是各种不同的人的“小区”,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比如里面会有露天台球摊子,像港台电影。

 

现在看来,梅苑小区并不远,就在中南路尽头,往那片住宅区里走一阵就到了。但在当时,去王玲家却有种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的感觉。我和黑黑、汤,以及涓儿总是结伴而行,为了抄近路,穿过军区大院。我们得穿过一堵墙。那墙有扇小铁门,门边是养军犬的狗舍。经常有只巨大的狼狗,自由自在地坐在路上,没有被栓着,旁边也没人管它。我们总是心惊肉跳地潜伏好久,等其它过路的大人出现,才敢跟着穿过铁门,那时有种在生死之间的抉择感。
那扇铁门的马路对面,有个很大很美的庭院,里面有整齐错落的葡萄藤架和干净的长椅。庭院里通常没人,有时我们从王玲家回来,在庭院里疯闹。有次汤带了条新围巾,大红的,她得意地说是她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涓儿说,不是从香港,是从乡下带来的吧?说着,便忽然抢走了她的围巾。汤要去她那抢回来,她就抛给我或黑黑,那条红围巾在我们中间传递了好一阵子,汤气哭了,我们才罢手,又良心发现地去安慰她。小孩的无聊和恶意,就像天真和好意一样,来得莫名其妙,也去得莫名其妙。

 

因为数学和作文竞赛王玲都获了奖,升初中时她保送去了华师一的竞赛班,而我们三个都去了学区里的武珞路中学。

 

印象里,直到初二的暑假,我们还会在假期相约去王玲家。平时倒是不大联系,尽管家里都有了电话。那时我迷足球,也喜欢踢,有次学校组织春游,我带了个足球去,还一路带球回家。每逢期中和期末考试,都要穿上尤文图斯队服,戴上队长袖标。但初中学校的操场正好在校门到教学楼之间,学校禁止在那儿踢球,怕砸到人。于是,初二的暑假,在王玲家听说她们学校居然还有女足联赛,便羡慕坏了。

 

高中去了王玲的学校,女足联赛却因故取消。她仍然在竞赛班,里面只有十来个学生。高一过后,王玲从竞赛方向转为高考方向。大概因为初中不同校,且仅有的来往都是和黑黑们一起,所以到了高中,尽管时常碰到,却有种本该熟识,却挺生疏的尴尬。所以一般只是打个招呼,至多寒暄几句有的没的。她仍然广泛阅读,认真学习,甚至仍然留着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式的短发,衣着朴素,从不穿裙子。

大概因为习惯了认真,她看人的眼神似乎带着审视,让人略感不自在。记得有次在厕所碰到她,那天我穿了件有点新奇的灰色外套,样子像宇航服,只是袖口是拉链,可以像鱼鳍一样把手锁在袖子里。王玲的眼神挺严厉,像在批评这种追求标新立异的倾向,以至于我差点想直接逃走。

 

高考之后,听说王玲报了中科大英语系,让人觉得纳闷。我在外文书店下楼梯的时候,看见她,站在书架旁边看书,目不转睛、认真地皱着眉头。我忽然想起,小学的时候,她偶尔会在脑后扎一对小辫子,走路时,从后面看,非常活泼,但从正面看,只有她哈哈大笑的时候,才不让人觉得不协调。她爸爸看上去也是刻苦而深邃,大概因为有年纪,所以眼神里更多是包容,而不是凌厉。王玲长得倒是很像爸爸。

上大学之后,听说王玲转去了化学系,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她的初中同学——同班。听说王玲还是和从前毫无二致,一心学习,成绩很好。中科大俗称“美国附中”,毕业后大量学生去美国读博。但毕业时听说王玲没收到美国的录取通知,去了香港。

 

差不多十年没有王玲的消息。

 

去年在黑黑家聊天,她忽然说起,“你还记不记得王玲?去年她在微信上找到我,还约在必胜客吃了顿饭。她现在在区里新成立的机构当公务员,有个女儿。她来问我,想在我们住的小区买房和买保险的事。”

“就你们两个聚的?”黑黑想了想,说,好像汤也来了一下,很快就走了。我觉得搞笑,怎么会这样,难道不一起吃完饭再走么?黑黑也不记得具体是怎么回事了。我问,王玲现在是什么样。“还是以前的样子。”

 

之后王玲和黑黑之间也没了联系。而我和黑黑、汤,还是日常性的聊着天,有机会的时候闹腾着聚会。我们在中南路上长大,又陆续离开、回来相聚。现在想来,或许王玲更像一位邻居,没住多久,就搬走了。邻居搬走,就去了记忆里。但倘若做了很久很久的邻居,就成了走不散的朋友。我们总是在那,就像几条小路,路的一端汇聚在一起,另一端,延伸去不同的方向。生活在路上走来走去,把新的拉回旧的,把旧的带向新的。

Continue reading »

鬼脸叔叔

 

去年万圣节后不久,看见社区一户人家的门口,摆着一个雕成鬼脸的南瓜,形状和样子让我一惊:很像小时候院子里的“烧伤的人”。

 

第一次看见“烧伤的人”, 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刚搬进家属院,和小伙伴一块儿跳橡皮筋或踢毽子,有个人骑自行车路过,脑袋状若南瓜,面部炭黑,五官都被烧毁,整体上看,就像一个烂掉了很久的南瓜上,开了大小不一的五个孔:眼睛、鼻孔,和嘴。

 

印象里当时一个叫黄敏的小伙伴说,这是她叔叔,几年前私自灌煤气,结果煤气罐爆炸,严重烧伤。老婆和他离了婚,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打麻将,工作没了,住在父母家里。又听涓儿说,他的前妻就是她奶奶的邻居家的女儿。

 

——回想起来,从前那种家属院,大概就像现在的美国小镇吧,镇上的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沾亲,就是带故。

 

每次看见烧伤的人骑自行车路过,我都心惊胆战。偏巧两年后,我家搬进了他住的那栋楼,还是同一个楼道,他家在二楼,我家在六楼。

 

小时候本就有楼道恐惧症,害怕上下楼梯,尤其天黑以后。最开始还没有声控灯,得走到每一层,手动开灯,经常会有楼层灯坏了,也不修。自从搬到烧伤的人楼上,每天上下楼都成了考验,将要路过二楼的时候,就一阵疯跑——还是时不时撞上,出一身冷汗,也没法跑得更快。

 

后来,有阵子楼道门口流行装防盗门。有天下午放学回家,大概是冬天,天也快黑了,我正站在楼道门口掏钥匙,铁格子门的背后忽然闪出烧伤的人的脸,吓得我魂飞魄散,拔腿就跑。那恐惧感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见!鬼!了!

 

从此以后,我倒是不怕鬼了。因为,“鬼”这个玄乎得大象无形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可见和不可知的悬念才恐怖,而在我心中,鬼,已经牢牢地坐实成了烧伤的人。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因为煤气爆炸而烧伤。这些平白的事实太不玄乎,太家常了。

 

当时电视里热播琼瑶剧《鬼丈夫》,大抵就是一对男女缠绵恋爱,男的家里失火,严重烧伤。每天打开电视,就是女主角哭天喊地,要死要活地想见她的烧伤了的情郎。我就好奇,此女若是见到他了,她的反应真的会和楼下的烧伤的人的前妻有所不同么?

 

上大学以后,只是偶尔住在院子里,碰见烧伤的人的概率更是偶尔中的偶尔。似乎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反倒似乎有点儿亲切,像是和童年的一角打了个照面。

 

再后来生活在国外,有次和妈妈说起烧伤的人,她说,他人挺好的,见了面都笑着打招呼,时常帮朋友跑单帮,好像还有了女友,经常看见一个面如满月的女人在他身边,一起买菜回来。

 

想来,从我第一次见到烧伤的人,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遇见的时候,他肯定认不出,我是当年住在他家楼上,被他吓得魂飞魄散的那个小家伙,但我总能认出他。而且,他是不会变老的,从带上鬼脸面具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停在了他年轻的时候。

Continue reading »

查理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长得像“查理”。第一次看到他,至少是七年前了,在学校街边的麦当劳,他迅速吃完了桌上的食品,急促地自言自语,又忽然起身,在各个座位间近乎跑的转来转去。

查理有些谢顶,稀疏的黄色短发耷拉在脑袋上,穿件半长的黑色风衣,无论在室内还是在街上,都急匆匆地步行,边走边自言自语。除了麦当劳,在另一家当地汉堡店也常看到他。大概因为他的急促,查理从不显得沉郁,并让人联想到不曾认真记忆过的不知所云的幼年和欣快。

零八年我回武汉了大半年,刚回到哥伦布,就看见查理急匆匆地走出麦当劳,提着个纸袋子,快步走到街上,热情地自言自语着。

这让我想起在武汉时,一位友人想写部小说,小说中的每个时代,都安排一个疯子出场一次。疯子叫刘三湾,有时出现在雨中的废弃窑洞中,有时在路边抢行人的馒头。许多人都死去了,他却活过了一个个世代。人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岁。

——查理竟有点像活生生的北美版刘三湾,只是比起秦巴风情,他更单调,还带着山姆大叔那种说真也不真说假也不假的傻乎乎的积极劲儿头。查理像此地的一个标识,比千篇一律的小城建筑更让人亲切地认出这个地方。

前年底,我在汉堡店排队买吃的,瞥见一个餐桌边的女人,木木地坐着,双眼斜视,好半天才吃一口东西,也分不清她是在咀嚼还是低声念叨什么。她有一头浓厚的深棕色卷发,皮肤白皙,挺丰腴的。忽然我发现查理坐在她对面,面前摆着很多食品。后来我也偶尔在汉堡店看见他们。查理坐着,很安静。

过了段时间,还会在那儿看见坐着的、安静的查理。对面没有人,但桌上有两个餐盘,里面都是满满的食品。一份在他面前,一份在对面的桌上。

又过了段时间,查理像从前那样,急匆匆地走在街上,仿佛快活地念叨着什么,有时手上拎个纸袋子,有时腋下夹个包袱样的文件夹。我觉得有趣,他总是这么急匆匆的,是要赶着前往什么地方吗?可为什么,当他总在附近打转,却又从不沮丧。抑或他要前往的,正是此处——就像我每天散步,走了那么多路,却还在原地,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还在一个又一个新的此处。

Continue reading »

相见欢

上次和秃鹰当面说话,是傍晚在复旦门口,秃鹰和物理学家为我送行之后。他问我上海出租车的起步价,我说不晓得。“你不是打车过来的吗?”——再次见面就是七年之后了,在华盛顿。在地铁站碰头,本打算去他家取车,去乔治城的一家印度餐馆晚饭,结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先把地铁坐反了方向,然后又做错了线路。他讪讪地解释说,“看到西瓜太激动了”。

大一时我是二辩秃鹰是三辩,关于应该先有家庭还是先有事业,对方说:我们知道,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秃鹰立刻回应:我们也知道,每个贪污腐败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虚荣贪婪的女人。我当场笑得直不起腰来。辩论时他总是低着脑袋,不停地挥舞右手,有时还挥舞得高出头顶,像个兀自陶醉的乐队指挥。

秃鹰是兰州人,后来搬家去了天津。他天天斜挎个雷锋包,墨绿色早就磨得发白,站在桂园食堂旁边的报刊橱窗里看报纸,手上还拎个玻璃水杯,包在深蓝色的毛线织套里。他每天尝一种冰淇淋,尝多了自己也分不清哪种是没尝过的。

刚上大学开始,秃鹰就目标明确:要成功。豹子觉得秃鹰把生活过成了苦行僧。有天在校门口宵夜,大家围攻秃鹰,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做任何事都只想着未来,现在也很重要。他坐在那,若有所思地点头,但并不真的信服。
我说,成功还不是为了生活得幸福。但你把快乐全都牺牲掉了,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豹子倒也替秃鹰解释,他要的就是成功本身,而不是成功为他来带的。比如他的英文名字叫乔治,被豹子一眼看穿,“就是因为乔治华盛顿叫‘乔治’嘛。”

那时我们经常聚会。狼永远在讲黄缎子,甚至豹子和蚂蚁都听不下去了,“狼你能不能不要再讲了,好歹有女生在场。”他们经常嘲笑外院辩论队的人聚餐时喝酸奶。搞得我每次看到吃饭喝饮料的聚会就觉得很好笑。以至于有次秃鹰向蚂蚁——风花雪月双鱼男——请教追女生的经验,蚂蚁建议他去问个相熟的女生,看女生需要什么。“我去问西瓜怎么样?”蚂蚁说,别,你还是问别人吧。

其实看上秃鹰的女生还不少。比如俄文系有个腿很短的女生到处打听他,想与之交往;还有个计算机系的牛女,热烈追求他。蚂蚁一口咬定:秃鹰标准太高了。有次秃鹰很坦诚的说,他就是喜欢美女。话虽这么说,但他前后喜欢过的女生他也不觉得是美女,比如他高中的同桌,以及大学毕业之前的一个师妹。
后来他去浙大读研,有个大一小女孩看上他了,这小女孩和男友处于远距离恋爱中。秃鹰让我给她打个电话,劝她好好跟她男友恋爱。他的逻辑是:你们都是女生,你的话她应该听——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想起爱玲写苏青,起初索稿信一上来就说:“叨在同性”,她看到总要笑。

大三之后的实验课分小组。我当时看上了美学,而秃鹰正好喜欢独自做实验,于是我俩正好一组,他做他的实验,我看我的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跟他讲一讲,他顾得过来就跟我讨论,顾不过来就说“别吵”。等他写完了实验报告我就拿来抄一份。
秃鹰认为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学科都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每次实验课之后我们都会为这个问题争论一路,到头来我说:你就是个墨子。秃鹰抗议:你看不起我!“我怎么看不起你了?明明是你看不起墨子!”

秃鹰的生日是愚人节。大家觉得他很像阿甘。物理学家常说,秃鹰真是太地道、太地道的一个人了。而且,秃鹰自己也觉得自己像阿甘。

记得通讯原理的考试,老师明明说了某部分不考,考试前夜在教室里,秃鹰还在那看那个章节的书。我提醒他,老师说了不考。秃鹰坚定地说,但我自己也要学。我就无语了,你要学平时或以后啥时候学不行,干嘛非得考试前夜学?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平时不上课、考前突击的豹子比他考得还好,他又心里不爽。

毕业前夕,我们在上岛咖啡里,秃鹰批评豹子和我不该在大四上学期的考试时抄袭他人。我们抗议学院的课程安排不合理,正是考研的学期,竟有七门专业课,而大二下学期只有两门。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而牺牲自己的前途。但秃鹰认为如果现实如此,你们就应该等一年再考。我们高声辩论——那天上岛里的其它客人真可怜——豹子作为未来的法学家,大谈生存权包括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之类。
最后,一如既往地,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当时秃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理念就不帮助豹子和我。他谈论正义和崇高的时候,无论结论多么荒诞,从不会有人联想到虚伪。他就是那样一个人,看到纪念碑、堂皇的大厅、战车与荣耀时,他的神情会让你觉得他有了一种恒久的获得。

也是毕业之前,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感动,希尔伯特的博士宣誓仪式上,柏林大学的校长说:“我庄严地要求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的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引在了博上。秃鹰看到了,也很激动。我觉得他也是会激动的。那是并没有消逝的美好时代,里面有伪善、欺诈,得过且过,但也有虔诚和真挚,有纯粹的热爱和纯粹的人。

这次在华盛顿见到秃鹰,我觉得他没啥变化,可能就是没以前那么瘦了。据说成熟了很多,但也不尽然,比如兴冲冲地买了音乐会的票,却发现弄错了日期和时间,等等。他仍然没有女友,有几个潜在人选,但彼此似乎没啥兴致。周末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宾州滑雪,定了套票听音乐会,喜欢的曲目回家之后刻成唱片,在车里继续听。
我难得郑重地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喜欢男人?他说不会不会,这个他还是清楚的。
他也难得郑重地,说能不能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来都只是听你说起妈妈,但从没听你说起过爸爸——天,这个疑问看来被他憋了至少十年。

临走那天一起吃早饭,站在柜台前点三明治时,我从袋子里掏薯片,几个小碎渣掉了出来,看不清掉在哪儿了。我自言自语地念叨,哦,掉了,那就算了,掉了。秃鹰笑了好一阵,“西瓜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迷迷糊糊的”——竟有八年已经过去,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说来,截止这次去华盛顿,我和秃鹰已经有三年没任何联系了,也没什么原因,大概彼此都适应了新的生活,也懒得通电话了,旧友没什么新闻,彼此的关注点也没什么交集。前些天秃鹰的生日,我琢磨着要不要不打个电话过去——刚从华盛顿回来——结果也不知是忘了还是算了。于是想起介子在推荐一篇文章时说的,“大部分朋友都会走散的。不过各有好前程,也不是坏事。”

2012.04

Continue reading »

伤逝

黑黑的爷爷走了。临走前在病床上,眼睛里都是泪,拉着黑黑的手,不让她走——是他不想走。

小时候常去黑黑家。记得念小学时,有阵子流行请家庭教师,黑黑的家教是个俄文系的学生,爷爷时常用俄文跟她对话——爷爷是解放后第一批派去莫斯科进修的专家。当时他差不多七十岁了,仍然高大又神气。后来身体不好了。我还在武汉的时候,有次和黑黑讲电话,说到爷爷从前究竟是念数学的还是念工程的,黑黑转头去问爷爷,他正在厨房里忙自己的专餐,回答说:“稀饭”。

念大学后,我们更多是出来聚会,但反倒觉得黑黑的爷爷更熟悉了,因为跟黑黑在一块儿就像跟她的全家人在一块儿,她常说起他们,绘声绘色,把什么都说活了,听她讲家里的人和事,有时会想起爱玲说的: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分。

黑黑的爷爷诊断出强迫症,从此每天只吃馒头,夹点果酱。每天自己去建设厅食堂买馒头,后来厅食堂拆了,黑黑每天过马路,去测绘局的食堂买馒头。零八年初回国,第一天见黑黑,我们喝了茶,然后陪她去测绘局买馒头。我还记得站在中南一路口,等红灯变绿。差不多是傍晚了,还有点雾蒙蒙的阳光,拥挤的车流和行人那么熟悉——现在那个路口已经没了,成了地铁中转站。

一个人就像一个地方,渐渐地都没了。

零八年夏天,黑黑家的小猫死了。她一大早电话我,在电话里大哭不止,我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只听见她爷爷在旁边说,“不就是只猫子嘛。”但也心软,怜悯黑黑,每天晚饭前,提前帮她和小白摆好餐桌边的椅子。
那时爷爷就像一个悠然而慈祥的神仙,仿佛并不和家人在一块生活,自己吃馒头、读书看报,和奶奶争吵,看电视,睡前必须把家里的垃圾袋全部倒掉,无论他多早睡。

因为耳朵听不清了,家人跟他说话都只好大呼小叫的,像在训孩子。

我最后一次看见黑黑的爷爷,其实是张相片。零九年夏天,黑黑的婚礼,相片里,他自己坐在那儿,很自在,像是在微笑,但又不尽然;很安静,仿佛周围的喧闹喜庆跟他并无多大关系,但又是高兴的。那年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但脸庞还是俊朗的,皱纹也不过是抚平了生命的棱角。

去年底,黑黑的爷爷说腿疼。去医院,他自己说,这次出不了院了。家人讲:别瞎说,就要给您准备九十大寿了呢。住院之前他生活自理,天凉的时候,晚上起来给奶奶盖被子,每天早晨先给奶奶把牛奶热好。但他自己晓得,出不了院了。
人在晚年,对自己归期的了然于心,总让我很感动,觉得那是参透了生命的内敛又了不起的智慧。

黑黑说,上元小姐听到消息后,电话她的时候边说边大哭。“大概也是想到她奶奶了”——也八十多了,上元小姐的妈妈早逝,她从小和奶奶住在一起。如今上元小姐住在苏州,好在爸爸一家住在奶奶家楼下几层,好歹有个照应。

听到这儿,我也哭了,哭过之后又觉得黯然。他们长久而清淡地在自己的生活中,仿佛时间的背景,尽管并不是自己的家人,但有种真切的亲近。作为知识,我们知道他们——以及我们——总是要走的;但作为感受,当他们果然离去,又觉得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发生着。

Continue reading »

新年

好多人说春晚很糟。印象里,从小到大,每年都听人在说:春晚很糟——
人们却每年都要看,边看边说糟。就像生活,人们总在抱怨生活,却又义无反顾、哀哀乐乐地过下去。
不是无怨无悔的,而是,有怨,却无悔。
有怨无悔,比无怨无悔真实、厚重,说出了人世的千回百转,生命里的不甘与笃定。

Continue reading »

“恩仇增加着人性的厚度”

而,绕过恩仇,究竟让我们成了神,还是成了人生的傀儡——
人,得经历多少非如此不可的哀痛、坚忍、磨灭,和绝望,得感受过多少从生命内部涌出的欣悦甚至狂喜,得在怎样的喧嚣里守住一份属于自己的安宁,才能撕开文明的矫饰,赤诚面对原初的存在,并毫无羞愧地说出,“神”?

《泰坦尼克号》里的一幕:下等仓的平民往甲板上涌,维持秩序的船员用手,现在应该把枪威胁,但两个青年仍然往前走,船员果真对他们开了枪。大家惊呆了。船员自己也表情痛苦,站去甲板边缘,庄严地敬了个礼,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掉进海里。
求生本能、职责的要求,人性与超越了生命的庄严,在这一幕里无比丰富地涌现出来。

荡皮评《海上钢琴师》,说那艘豪华巨轮隐喻着现代性:远离大地,漂浮无根。那位生在船里,不曾下船,并终于随着轮船的爆破而死去的钢琴师,便隐喻着现代艺术。

那么,泰坦尼克号,这艘沉船,就是人之必死的隐喻啊:是必朽者在世的一次快进,在此快进中,各式各样超越了自我保存的东西,在对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中层次丰富、角度纷杂的展现出来。

海员拉起了提琴,弦乐四重奏在沉船的颠簸中却一如既往的沉稳,仿佛那就是他们的生命所固有的节奏;老夫妇躺在床上,很日常地相互依偎着;在船舱里早已预知了死亡的母亲,讲着故事,轻拍孩子们入睡,仿佛明天仍是新的一天;布道的传教士拼命站稳了布道,信徒们围着他,希望获得生存之外的救赎……

这些场景,记得十来岁时看《泰坦尼克号》,就印象最深刻。那种生命的沉静和肃穆,在当时像一种底色渗进了内心。

Continue reading »

没有地图的大地,或金合欢

                       我走在沙漠里。
                       我哭喊道:
                       “啊,上帝,把我领出这个地方!”
                       一个声音说:“这不是沙漠。”
                       我哭喊:“但——
                       这沙子,这酷热,这空洞的地平线。”
                       一个声音说:“这不是沙漠。”

                       她说,这是克瑞恩写的,他从未到过沙漠。
                       他到过沙漠,马多克斯说。

                      ——翁达杰《英国病人》

一、洞穴
小说里的凯瑟琳与电影里的凯瑟琳不是同一个人。又是同一个人,但仅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人。

凯瑟琳死去的地方,泳人洞穴,隐喻着很多东西。比如欲望:凯瑟琳对病人的渴望。比如习俗:凯瑟琳离开病人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如她之前所说,担心伤害杰弗瑞,而是如她死前所言,她明白她无法改变病人,无法以婚姻的名义与病人生活在习俗之中,他人的眼光之中。还有国度。洞穴隐喻着被边境线画地为牢的国度。病人无法从盟军那儿借到一辆吉普赶回去救凯瑟琳,因为他“有错误的姓名”,外国的姓名。

洞穴还隐喻着仿佛非如此不可的孤独。“你会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说话,仿佛多露出一寸自己的性格便是对自己最大的背叛。”无论病人曾经怎样着迷于她,病人还是不愿向她袒露自己——尽管他总是赤身裸体地走向她,哪怕三年之后当他走进冰冷的泳人洞穴,走近她已经“变成了合欢树”的尸体。

洞穴还隐喻着身体,这个灵魂的居所或牢房。他们对彼此的渴求中,性的欢愉占着怎样的比重?这个提问方式根本就是错的。在具有原始性的激情中,生命是浑然一体的,无法区分灵与肉、自我与他者。那是一场火灾,恋人会被烧死,或在烈焰中提炼成金石。所以,凯瑟琳说,我们分开之后,要么会丧失灵魂,要么便找到了灵魂。

不止这些。很显然,洞穴隐喻着女人,隐喻着纯粹的女性性别:一个角色,一个不完整的存在。
凯瑟琳死于洞穴,死于洞穴的所有隐喻。

分开之后他们丧失了灵魂。凯瑟琳一如既往地游弋于社交场,但她内里的一切已被病人摧毁。她看上去很冷静因为她已经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生命所本有的喧嚣与骚动。
病人在痛苦中怀疑和憎恨,退回过去的习惯,退回沙漠和酒吧,用第三人称写下回忆凯瑟琳的片段贴进《历史》——“死亡就是把自己放进第三人称。”

小说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女人。可以用很多短语来形容她:家世显赫,受过很好的教育,年轻且充满活力,并不完全循规蹈矩,美?也许。她便是由这些形容词和一个类概念组成的。很多普遍的性质放到一块,就有了她这么一个女人。但电影里的凯瑟琳是不能用描述和类概念来穷尽的。她就是凯瑟琳。

“亲爱的,我在等你。黑暗中的一天有多长?抑或一个星期已经过去?火已熄灭,我太冷了。我真该把自己拽到洞穴外面。但那里又有烈日。我想我把光浪费在了壁画上,浪费在了写这些文字上。我们死去。我们富裕地死去,与爱人与部落一起,与我们吞咽的味道,与我们进入并在其中游弋的河流般的身体一起。我们藏于其中的恐惧,正像这个幽暗的洞穴。我要这些全都烙在我身上。我们是真正的国家。而不是画在地图上的边境线,不是那些拥有权势的人。我知道你会来,抱着我走进风的宫殿。那是我所希望的全部,和你一起,和朋友们一起,走在那么一个地方。没有地图的大地。灯已经灭了。我在黑暗中写下这些。”

写这封遗书时,凯瑟琳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到了灵魂。是的,灵魂,不仅是她的灵魂,也不是另一个人的,而是灵魂本身,是超越了角色、国度、时代,超越了人类文明而直抵存在之心的火种——在洞穴中的篝火熄灭的时候,在她即将离开身体的时候。这,是一个巧合么?

凯瑟琳用一封遗书超越了洞穴,超越了她死于其中的所有隐喻。

我在小说里怎么也找不到这封遗书,直到我读到这段文字:“信仰的游牧民族,他们走在沙漠的单调里看见了明亮看见了信仰看见了色彩。一块石头或被找到的金属盒或骨头被人们热爱并在一次祈祷中成为永恒的方式。她成了她现在来到的这个国度的壮丽的一部分。我们富裕地死去:爱人和部落,我们吞咽的味道,我们进入身体并在其中游弋——像在智慧的河流中,我们爬进那些性格,像爬树那样,我们藏身于恐惧有如藏在洞穴里。我希望我死后,所有这些都标记在我身上。我相信这样的制图学:被自然所标记,而不是在地图上为自己贴上标签仿佛那些有钱的男女在门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是公共的历史,公共的书籍。我们不被拥有,也不在趣味和经验中一夫一妻地生活。我所渴望的全部,便是走在这样一个没有地图的大地上。
我抱着凯瑟琳走进沙漠,那里是一本公共之书、月光之书。我们在关于井源的传言之中。走在风的宫殿里。”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人,我想,一定是个深情的人。他用电影,救活了小说中绝望的凯瑟琳,至死都恨着病人的凯瑟琳——爱恨交织地恨着,并让曾经为彼此燃烧的他们真正相爱,真正能够相爱。
洞穴里太冷了。病人为她燃起篝火,用合欢树的枝叶。他们的爱是一株金色的合欢树,树下的人感到自己是如此完整。

二、敌人
病人急切地想要救活心爱的人,却不能从盟军那儿借到吉普——因为他有外国的姓名。他们不在意有个女人重伤,有个女人快死了。他们只想弄清你是敌人还是盟友,他们只想像探雷员拔掉地雷的索引那样,拔掉藏在沙漠里的间谍。
三年之后,这个后来被称为“英国病人”的人,烧着德国人的汽油驾驶着英国人的飞机,带着身体已经变成了合欢树的爱人飞出沙漠却被德军击落,被不知来自哪个部落的沙漠原住民救活——“与救活他的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记不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本可以是他在空中与之作战的敌人。”

“这个被战争强暴了的沙漠,人们炮轰它仿佛它仅仅是沙子。野蛮人对抗野蛮人。双方的军队穿过沙漠却对沙漠是什么毫无概念。”

我想起库切《等待野蛮人》里的段落:你已经犯下了通敌叛国的罪行,他说。我们这里是和平的,我说,我们没有敌人。要不我们搞错了,要不我们就是敌人。

我们就是敌人。习惯于占有、掠夺、使用暴力的人类,就是敌人。武力悬殊时,发生的是殖民;武力相当时,发生的是战争。殖民者闯入别人的家园建立好望角、建立资源库,建立军机处。他们认为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是“野蛮人”。多么野蛮的理直气壮!武力是最有效的普遍性货币。可以用它购买一切,包括自身的灭亡。

苏格拉底在言辞中构建理想国之前,构建了一个基于分工合作的“健康的城邦”——因为这个城邦只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被其他人嘲笑为“猪的城邦”。之后那个在后人中广为称颂的“理想国”里,有了沙发和点心,有了奢侈,有了狂欢节,于是需要多余的资源,需要向外掠夺。所以需要卫士,需要军队。战争是奢侈品的必然前提,是一个奢侈的城邦的地基与城墙。“发烧的城邦”,苏格拉底这么描述它。苏格拉底这么描述被后人成为“理想国”的城邦。

当拥有奢侈品成了人区别于猪的标志,人就发烧了。殖民和战争是发了烧的人分不清虚实的梦魇。

三、隐喻
小说中有密集的隐喻,像四处都埋着地雷的战场。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其它一切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小说是庞大的,关于沙漠与失落的历史,关于文明与秩序,关于战争、宿命、生死,与人性。病人和凯瑟琳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和线索。小说的各个主题之间通过隐喻和象征交织起来,这或许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语文和世界之间奥妙的指引与辉映。

比如殖民现象与性别问题。殖民者之于殖民地,我觉得,隐喻着男人和女人之间沉淀至今的关系:不仅是占领与服从、采汲与给予。还有审美的眼光、神秘感,等等。
女人应该透过殖民现象来思考自身的历史境遇。但一定不能沿着女权主义的思路。女权主义者所要求的平等毋宁是一种“实质平等”。她们想抹平差异,却不明白齐一本是对性别的逃避和扭曲,是对女性性别的自卑和自辱。所谓“实质平等”,正是在抹煞平等得以可能的真正根基。

秩序与文明是男人的发明物,包括所有制。病人的探险队远离那个秩序井然的文明社会,“在沙漠的绿洲里停歇有如欧洲人聚集在咖啡馆和酒吧”。沙漠是他们的家园与放逐地,广袤的地势起伏是时间最初的形象。沙漠是他们的女人。他们是女人,是最初的生命孕育者。
病人是在沙漠里遇见凯瑟琳的,在秩序之外、所有制之外,与凯瑟琳生成了他们的世界。一个最亲密的世界,一个最公共的世界。

“你最讨厌什么?”“谎言。”
“你呢?”“所有制。离开我后,把我忘掉。”

探雷员尅普摆了一路蜡烛,等着汉娜沿着烛光找到他。他白天寻找敌军埋下的地雷,到了晚上,便只希望被找到。被汉娜找到。战争结束那天,盟军在那个意大利小镇的广场上庆贺胜利。哈迪军士爬上广场中心的雕塑,想把不列颠的国旗插在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插在埋在小镇里的最后一枚地雷上。

哈迪死了。死于占领。死于象征。死于他的帝国从殖民到战争所一贯体现的傲慢的所有制。

另一个死于占领的人是杰弗瑞。他是个还没断奶的大男孩,当他发现他不能占有他想要的东西,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毁掉,哪怕,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生命,他也要去毁掉,与他自己的生命一起。人一旦以“爱情”的名义去占有,这个“爱情”,便必然徒有其名。就像打着“正义”的旗号去掠夺,掠夺里一定没有正义。

人和其它事物的区别,于人而言,便是其它事物可以被人占有。而人不能,更不应被另一个人占有。其实,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人也无法占有其它事物。只有约定俗成。约定俗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并没有在人与物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而当人与物之间有了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必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占有与被占有。“占有”本身是场骗局。出于占有欲的行为,不是导致悲剧,就是导致囚禁。而囚禁本身便是最直观的悲剧。

“你的锁骨旁边的那一小块皮肤是我的。”
“我以为我们反对所有制。”

女人的皮肤与大地彼此隐喻着。地图是占有的象征。是所有制最简洁明确的工具与符号。一个没有地图的大地,一个擦去了国籍与姓名的病人与爱人。一个公共的领域,如同“理想国”里的卫士阶级,他们没有个人财产,没有一夫一妻制,没有私人空间。但他们守卫着一个城邦,守卫着这个城邦里其他公民的私有制。他们没有财产因为他们有金的灵魂。他们生来便有最好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任何其它的东西。

在电影中,病人和凯瑟琳之间便是这样一种爱:他们已经不需要爱之外的东西。不需要所有制。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最好的。

四、语文
泳人洞穴里的壁画,红色的游泳的小人儿,那么生动,仿佛洞穴里盛满了水,他们游在水里——“你最喜欢什么?”“水。游在水里的鱼。”而洞穴早已干枯,就像绘制壁画的人早已成为传说,就像凯瑟琳,死在篝火终于熄灭的孤寂里。我想到柏拉图的洞穴,墙壁上随着火焰变幻的影子——柏拉图是个幽灵,他在你的阅读中徘徊,在你的思考中徘徊,在你日渐发现或创造出的人性里徘徊,不是么?

一个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的人将看见更真实的东西,将体验更高贵的幸福——《理想国》如是说。泳人洞穴在非洲,在地球上的人类起源的地方。根据进化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在远远早于文明发生的历史之前,慢慢遍布地球的各大板块。人类的进化史便是人类“走出非洲”的历史,走出那个已被文明遗忘的泳人洞穴。

不止人类。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也都是从洞穴中诞生。

生存与繁衍。一切物种最初的行动力。最初走出非洲的人,是因为身体条件不够强悍而被迫去其它地方寻找生存的机会的人。所以至今非洲人都有着最强健的体格。而拥有不够强健的体格的人们便日渐懂得了合作与思索,懂得了集体与国度。最聪明的人种,在体格上是孱弱的。他们建立起最严密的文明以保护自己,满足自己;他们发明出最精致的语文,训练自己,维持自己。

休谟调侃说,人类是个多么滑稽的物种:他们的欲望与他们中单个成员的身体能力简直不成比例。我想,好在,他们有语文。他们有一个在流逝与变迁之外隐喻着永恒的世界,他们的从生到死,便成了一次迁徙,迁徙到那个关于永恒的隐喻里。眼前的自然主义的世界容不下如此阔大的悖论。但语文可以为他们透支意义,他们可以在意义中挥霍自己没有边境线的想象力。

这便是电影中的凯瑟琳找到了灵魂的秘密。她用一封遗书走出了洞穴。而病人在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之后,便让汉娜为他注射剂量致死的吗啡,为他朗读凯瑟琳的遗书。
他把故事放进语言,让故事完整地留在了它发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他也可以走了。去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和凯瑟琳一起——

“我将是她看见的最后的意象。将是在洞穴中为她引路的那只豹子,保护她,永远不欺骗她。一百多个神灵系于动物,我告诉她。其中的一些系在豹子身上,这些引导你走去来世的生灵,便是我早先的鬼魂,在我们重逢之前的那些年里,陪伴你。”

Continue reading »

同一即永恒

 

“永恒是个隐喻”
“自然法是个隐喻,它暗示还有比现有的东西更高的东西。”

永恒如同自然法那样,在人们的设想或愿望中隐喻着。永恒被什么隐喻?
驻留、确定性,还是死亡以及死亡之后那雕塑一般的身体?

拯救永恒,或许就是把流逝看作流逝,
而不是把流逝看作需要去挽留、追忆,和凭吊的东西
更不是存在的被打散了的倒影,或一次失败的凝聚而在的努力。

流逝不是一直丧失着,也不是因为消亡而一直更新着的获得,
而毋宁是存在本身的新陈代谢,是绵延着的健康与持存——

一条河的持存便在于流经它的水总是不同的。水不再流,河,就死了。
我们每次踏进同一条河的时候,都被不同的水冲刷着。

当我们把流逝看作流逝的时候,我们便体会到了永恒。
并因此拥有了永恒。没有永恒,流逝就成了不可能的。

没有永恒,流逝不再成为流逝,只有陌然相异的东西毫无来由的来来去去。
“流”是同一的嬗变,“逝”是同一的在场与离场。同一就是永恒。

个人就是同一。作为不同的同一,我们各自永恒着,在时间性里。
我们在每个驻足的瞬间眺望永恒
触摸永恒曾经来过时留下的既是命令又是启示的那个手势。

 

Continue reading »

宰丸

 

近来去查系里的信箱时,总会顺便看看宰丸的信箱还在不在了。
之前见他的信箱里塞满大包小包,便怀疑他已经回韩国了。
后来见他的信箱始终空着,便知道他已经回韩国了。

初见宰丸是2007年秋天。那时我在系里修本科课程,沙伯教授的康德,本研混上。见一张东亚面孔坐在最后一排,穿件土黄色灯芯绒西装,犹豫着该把牛皮公文包往哪里放——别人都把书包丢在地上,他显然不乐意这么做。我以为他是中国人。
那门课的教材是《从绪论到任何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在序言里说,很多人抱怨《纯粹理性批判》难懂,于是我写了这本书,如果你还读不懂——生活中有价值的事很多,不一定非得学形而上学。沙伯教授以善于带动大家进入讨论而著称,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宰丸初来乍到,整个学期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只有一个词:causation。
学期中间我去找松兔写推荐信,他说今年招了个韩国研究生,毕业于李硕宰的母校——首尔国立。李硕宰是系里的韩国教授,也不完全是韩国人,小学时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这才知道,教室里的西装男不是中国人。我直觉和他毫无投合之处,以至于整个秋天连个招呼都没打过。

再次见到宰丸就是2008年秋天了。在系主任家,一年一度的新学年party。系主任让大家戴上胸牌,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引用一句哲学家的话。名字是为了向彼此介绍,引用则纯属好玩。我引了迈农的一句:
There are objects of which it is true to say that there are no such objects.
迈农认为不存在之物可以拥有属性,但被人讥讽道:这些不存在者,在哪儿拥有属性呢,在迈农丛林里么?于是我玩到底,引完之后还加上一句:Quoted by the Queen of the Meinong Jungle。
在门厅看见宰丸,他的胸牌上写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一行是中文,第二行是韩文翻译,第三行是英译。我顿时深感羞愧,并对他生出些敬意来。

之后没多久,在系里碰到,他问我开学以来感觉如何,之类之类,大概觉得作为师兄应该给出点建议或帮助。他问我与韦恩是否相熟。韦恩是华裔教授,看上去很中国,却一丁点中文也不懂,典型的香蕉人。当时我正在上他的心灵哲学,说实话颇感别扭,不但没有因为同姓“Wu”而感到丝毫亲切,反而有跟白人教授从未有过的隔阂。
宰丸倒是与李硕宰很亲近,感到郁闷时便去李硕宰的办公室诉苦。他觉得之前一年学业艰难,“在教室里像孤岛,无法融入大家的交谈;写作也比较困难,教授似乎不考虑我是外国人,拿那么高的要求来批改我的论文。”
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来我在哪国都没想过要“融入”别人,在教室里成为孤岛实在乐意得很;二来教授要求严格,既是督促又是鞭策,是好事,每每看到论文里的文法甚至措词都得到纠正,便觉得十分感动。但这些我都没说,毕竟他是师兄,他的感受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的第一学年结束之前,一个难得的好春日,阳光像在草地上抹油。下了讨论班,在校园里随意转悠,碰见宰丸在看一只松鼠。我们去买了冰咖啡,坐在镜湖旁边的石阶上聊天——镜湖不过是个人造水池,旁边有个舞台和一段弧形石阶看台,每块石阶上都刻着一个名字。石缝间荒草丛生,让人觉得坐在石阶上安静看书的人,一定是在阅读历史。

宰丸说他的几篇课程论文都被打回来反复重写,逃过重写的也成绩不佳。他在首尔国立时是做法国哲学的,有些受不了美国人做哲学的思路。他那时大概很春风得意,因为他来这读书不是用系里的奖学金,而是之前申请到的富布莱特奖学金,两年,连助教都不用做。
可我没法跟他一起抱怨——那像难兄难弟,在对方的窘迫中寻找慰藉。这并不是说我对美国人做哲学的方式多么认同。然而,遇到问题,就应该去解决;解决不了,要么离开,要么接受,然后在接受中学会享受。抱怨不仅徒劳,而且丑陋。况且,在美国读哲学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么,你当真从中找不到任何乐趣?如果的确如此,我只好表示遗憾。
我说:你越不认同,便越不愿意去做,便越做不好。这是恶性循环——如今写下,才发现这话其实更不客气。

他说来美国是因为女友在美国学钢琴。“她明年就要开始读博士了,钢琴演奏,茱莉亚音乐学院。她也拿到了我们学校的奖学金,但茱莉亚是最好的,所以我让她去茱莉亚。”
这样的考虑或许很自然,但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明智。因为几乎以其中一个人本然的心智道路为代价。他走不下去了,便不再是从前与她走到一起的那个人。
在首尔国立的哲学系念了六年书,不能说对分析哲学的做派没有概念。明知自己吃不消,还要漂洋过海地跑来,这不是珍惜他们的情感,反而有葬送的危险: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是没有一张面孔,来面对另一个人的;也无以作为对话者,来响应对方的呼唤并给出的爱——这些他应该不是没想到,但仍然决定如此行事,那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在交谈中我习惯于做倾听者,而不是那个诉说者。我问他最喜欢哪个法国哲学家,对哪些话题感兴趣。但他似乎并无兴致仔细谈论。
与心有默契的人坐在一起,不用说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我与宰丸不但没有默契,甚至压根儿就不熟,语言都不是很通。彼此无话地坐在美洲烈日下,各喝各的冰咖啡,实在有些折磨。舞台上来了几个本科生,稍显瑟缩地挤在舞台前沿的一角,不声张地排演着什么。隔着钢针一样晃眼的阳光看过去,倒像打量生活与戏剧之间的那块逍遥或无所适从了。
有年秋天,我站在石阶看台的顶端,看空荡荡的舞台。一片叶子落在石栏上,黄得很清明,也看不见叶脉的纹路,静静地伏在那儿,像一个手掌把一个人的宿命扣在手下。有个女人从舞台上横穿而过,低着头,并不知道她走进了一张照片,照片题为:persona。

半年之后的秋天,我和宰丸都在修沙伯教授的欧几里德讨论班。我们系有讨论班之后一起去喝酒的传统,平时随意,但最后一次的“强制性”是不成文的惯例。于是对我而言,喝酒便成了期末到来、论文截止期的征兆。宰丸倒是常去,之前也跟我说过,李硕宰建议他多参加社交活动,一方面练习语言,另一方面融入这里的生活。
最后那次喝酒挺轻松。因为埃里克的新旧女友问题,讨论到了系里诸位人士的取向。谁说俄亥俄州保守?州立大学在同性恋友善学校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呢。以下都是公开事实:威廉教授是gay,研究生康拉德、安迪是gay。凯西是前蕾丝,后来被一师兄掰直了,且马上结婚。
聊完了取向,我就开始问大家星座。康德学者沙伯教授,跟康德一样,是金牛。宰丸竟然是双子,出乎我的意料。

散伙之后,开车来的负责送没开车的回家。埃里克送宰丸和我,宰丸下车时,问我知不知道怎么回家。我大笑,心想我在同一个地方住了好几年,怎么会不晓得怎么回家。结果宰丸摇了摇头,直接跟埃里克说,把她送到某路的哪里哪里。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真不晓得七叶树村该这么走。但宰丸怎么知道我完全没有方向概念呢,难道我额头上写着“永恒的副驾驶”六个大字?但也觉得亲切。

冬季学期宰丸候选人考试。他做早期现代方向,题目是passion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作用:探讨情感如何帮助笛卡尔解决身心问题。
春天我们都在修艾伦教授的柏拉图讨论班——已经是2010年了,这个年份像个写错了的数字。而,2011,仍然像写错了。大概从2010年开始,年份就仿佛写错了——逝者如斯,却太过迅速、太过湍急,指缝间滑过的光阴,越来越留不住颠簸于人生的真实感。又或许我已然站定,觉得一切流逝仅仅是虚幻的。

最后一次“强制性”喝酒,忘了为啥,竟有人谈起史蒂文斯——在我们系,诗几乎不可能被谈到。我说我最喜欢的英文诗人就是史蒂文斯和默温。艾伦教授抗议:默温跟史蒂文斯可不是一个级别!我不甘心,但也不是不同意艾伦说的:默温最新那本诗集实在不敢恭维。我辩护道:“史蒂文斯是冷的和热的,但默温是温暖和清凉的。”——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没什么可解释的。艾伦想了想,倒也认同。宰丸突然冒出一句:美国还有诗?语气中带着懒于掩饰的东亚人的傲慢与不屑。

傲慢者有时正是用他的傲慢,告诉了别人他是盲的。

宰丸那天开了车,散伙后送我回家。初夏的黄昏,正像默温的诗,辉煌得温和而清凉。暑假宰丸和女友回韩国结婚,然后去南美度蜜月。
开着敞篷车的美国小孩路过,大呼小叫——大概是没见过桃红底白花图案的布旗袍。宰丸很激动,把头伸出车窗,去骂他们。其实人家并无恶意,似乎不必如此,吓得我生怕出车祸。骂完之后,他愤愤地说:我恨美国。从他的韩国英语中,我也分辨不出,他究竟是说“恨美国”还是“恨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的签证很复杂,不能在美国找工作。“反正你讨厌美国,正好不用在美国找工作。”但他女友想在美国教书,他也不得不做此考虑。他的话似乎是在打磨一个粗厉而直截了当的现实,让人觉得无论怎样都走投无路。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不走下去同样不可能。

暑假里,李硕宰回首尔国立了——他刚在系里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宰丸不得不重选导师。沙伯教授待他不薄,但他不愿意做康德。便跟了道宁教授。道宁是做洛克和伯克莱的,而宰丸做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不知他接下来的博士资格考试该如何操作。
韦恩去了卡耐基梅隆——妻子和孩子都在那里。系里的教授又变成了清一色的白人和犹太人。哲学系在“多样化”这一用人政治上从来都非常吃紧,好在隶属的人文学院里还有东亚系、黑人研究,和女性研究。

候选人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都在冬季学期,考试不通过而走人,因此显得特别凛冽。之前的秋天,纯粹理性批判的讨论班,我问宰丸怎么没见康拉德。“他半年前的考试没通过,转去比较文化系,跟卡苏里斯做日本哲学去了。”——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宰丸。
当时在想,是否应该发封邮件给他,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同学。但说些什么呢?我从来都非常不会安慰别人。记得十年前,大一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师兄打来电话,什么都不说就开始哭,一直一直地哭,从他嘟哝出的只言片语推测,大概因为要毕业了,四年之间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怒哀乐一下子涌上心头,觉得自己又可怜又委屈。
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说了两次发现他并没有在听,便也不再说,只是拿着电话,听他哭,听他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的我并不明白,人竟然可以哭那么久;也并不懂得,并非所有的感怀都可以在第二天早晨烟消云散。

我又想到韩国男人死要面子,说不定最不愿意被安慰。便没有发邮件。
系里只有我一个东亚人了。在走廊上、教室里,有时会意识不到,自己跟别人是不同的,至少看上去很不同。
我仍然没有兴趣融入这里,融入哪里。极少去办公室,有时在星巴克看书,买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经常是中国的消息,前些天竟然几个版面大讲武汉的市政建设。那位“满城挖”市长,挖得我去年回家,满眼物非人是,像踏进了一座时光的废墟。而,当初的物已不再,人的是也难免打个折扣。

2011年也过半了。听说宰丸已回韩国,打算改行做别的——没有博士学位,便没法找教职。妻子与他一同回去了——从茱莉亚中途退学。以出走的方式,他们把彼此拽回了家乡。东亚人的温情的镣铐,铐在柴米油盐、五味杂陈的人生里,此中或有真义,只是欲辨却已忘言,于是也不欲再辩。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