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随笔’ Category

初夏

 

心理时空:夏天是家,别的季节是走在离家或回家的路上。
我沦陷在夏天里如同一座城沦陷于无从逃避的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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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

时常想起荡皮从前的一篇日志,大抵是说:如果人无法接受自己现在在这里这个事实,他便无从与自己的存在相和谐。去他博里翻箱倒柜,发现原文如下:
承认并且接受“我在这里”,是人世一切快乐最根本的基础。不得不承认又始终无法真正认同这一点,正是某些人最大的不幸。——2005年5月

其实,承认并且接受“我在这里”,并不仅是人世一切快乐的基础,它甚至也是一切other-worldly欢乐与安宁的基础。我曾承认,我不得不在这里。但这种承认是勉强的,这种接受是迫不得已的,是否定性地触摸,像盲人摸墙——“她把手放在心上,听自己一步步走远。”

后来学到UCLA的和语言哲学纠葛甚深的现代形而上学派——从索引词开始,而索引词的典型例句便是:I am here now。这个命题总是先验为真,先验却不必然。而,任何一个“我”,于此时于此地的偶然性,就像一个飘摇的安静的音符,时而哀伤,时而释然。

近来我有种感觉,我仿佛已经能够确认:我,现在,在这里。我现在是在这里的。我是在这里的,此时此刻,从前与将来。我忽然能够确认自己的存在了。我不再需要辩解和挣扎,我只需做好手边的事,世界便平整而美妙地摊开在我面前,在这个寒冷且狂风暴雨的并不像春天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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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无论多少面镜子
都照不出他人
眼中的自己
而,除了知道自己
不知道
人还能够知道什么

—————
之前怎么也想不到,这场漫长的扯淡竟然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以下三种人的话大可当成笑话来听:弱智、阉人,和施特劳斯派。而施特劳斯派的发展对象,除了前两种人,大概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野心勃勃的书生了。
中国有个传统,在我看来,很不好:学而优则仕。以至于到了现在,该潜心治学的人不安心思考,跑去谈国论政,而谈论的水平,还不如随便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老百姓。别人不当回事,就认为别人居心不良。大概觉得自己学问好了,又没当成官儿,心理不平衡。于是在书斋里、文章里,搞搞奴隶起义——尼采意义上的奴隶起义,岂止发生在基督教传统。
想来,这实在是件可悲的事。研习一样东西,不是因为内在的热爱,而是因为外在的功用,那到头来,思想难免被政治化,个人生命也难免被工具化。如果要深究,这或许就是一种文化不强调个人的弊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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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宁

正想出门,去系里拿学生补考的期末试卷,收到莫的留言,女儿,早产一个月,新生儿肺炎,住院了。
莫:我想把我的昵称改成“悦宁”,希望能够喜悦和安宁。
我:叫你闺女“悦宁”多好,别自己把好名字占了。
想起本科住在寝室时,莫特别想有个孩子,以至于有时干脆我把当成孩子养了,比如她早上五点起床,去隔壁水院的菜场买鱼,回来煲鱼粥,我睡醒了正好有粥喝。
毕业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东湖边的一条石凳上坐着,湖对面是些高楼,我们就那么坐着,一边看万家灯火渐次熄灭,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分不清是感慨还是憧憬的闲话。再次见面就是四年半之后了,零八年底,在广州,他们的车停在路边,莫把头探出车窗,说,你完全没变啊。

莫说你得抓紧。“我要是抓紧就可以再度退学了。”想来,如果生孩子,其实零八年最合适,有大半年空闲。但那时有些自私虚骄、太过情绪化、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在那种状态下,如果有孩子降生,至少对我来说是一场灾难。
对于天生不喜欢小孩的人来说,准备好接受一个生命来到自己的生命中,照顾它、爱护它,因为它而不再享有从前珍爱的清静,却不为此而感到埋怨,而是心甘情愿有此改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也怀疑,那些自称喜欢小孩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准备好了,来承担起一个在自己的身体中来到人世的生命,而不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好玩心态。

去年遇到一位珞珈故人,问我有没有打酱油的儿女。我说还没。便劝我抓紧把生孩子——这个女人的学位——读掉。我说出了一个想法,若要生孩子,有个动机便是,孕育生命的体验可以让写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充盈的阶段。
每次这个念头冒出来,就狠自责——对于我这个在一手伦理学(不是元层面的)问题上,尽管官方地声称自己持德性论,实际上狠康德派的人来说,这一念头似乎有把别人的生命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之嫌。但应该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这个从学理上可以梳理清楚,但仅从直觉上应该也可以觉察出:在孕育生命的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武断区分并不适用,那本就是一个相互交融而生成的过程。

从前我很烦有些人一上来就假定别人想生孩子。听你说不喜欢小孩,就一口咬定:你以后会喜欢的。莫名其妙。你喜欢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干嘛认为别人非得跟你一样。还有的说,没有孩子,老了会寂寞的。我回应:内心空虚的人,子孙满堂也一样寂寞。何况孩子长大了,没有自己的生活吗,还成天守在你眼前不成。等等刻薄的话。

西方人把堕胎当成天大的罪过。我中学时看一美国电影,一个已经有五个孩子,且患上严重心脏病的女人又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但她自己是肯定会死掉,婴儿也不见得能够成活。但她不堕胎,认为那是杀害无辜的生命——全然不考虑她眼前的五个孩子没有母亲多么可怜。但她家人坚持让她堕胎,还闹上了法庭。我当时觉得那是闹剧。
现在人在美国才知道,这真的是他们的思维习惯。伦理学引论课上,辩论堕胎是否不道德,永远是最激烈的话题。反过来看,用传宗接代来规定生孩子的义务,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在家里人不大关心生孩子的事。你生了,就照顾你,祝福你;你不生,也没人觉得少点什么,一样其乐融融或自得其乐。

现在听人让我抓紧生孩子,不但不嫌烦,还觉得亲切,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就是默认在个体生命中一个顺其自然的前提,挺好的。但也不是说自己今是昨非,何况今之现状离“是”还十万八千里呢,何况“是”本身也并非一个固定的东西。人总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每一步,都走得真实才行。
至于生孩子和写诗的关联,我确实觉得语文是一种更高的存在——思考和感受都必须在语文中,凭籍语文来进行,个人生命在其中得以安居,个人生命只有在其中才能得以安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自己的生命沦为语文的工具。同样,我觉得孕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可以让写作更加丰满,也并不意味着我把孩子的生命看作一个没有得到尊重的手段。再同样,传宗接代也不是,或者说,不应当是,把人作为续香火的工具。话都不是这么说的。

关于生孩子的动机是写诗,那位珞珈故人听罢,说这个念头本身就是诗,并引了潘雨廷先生的一段话:“过去谈学问,喜欢清净。现在自然而然觉得小孩在旁边玩,一点都无妨碍,照样谈极深的内容。”又言:(照顾孩子,孩子捣乱)这不是浪费时间,这就是时间。

以上。祝福莫和KK,以及他们的闺女,喜悦、安宁。一只白羊成了双鱼,那就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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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头的性冷淡

序幕:理论假说的提出

瑾公:路边一块石头,地中海的热辣美妞对着它搔首弄姿,可它无动于衷。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进士:它是男同。
百步:它是直女。
瑾公:这两种说法分别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不连贯。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两个说法加在一起,穷尽了概念空间吗?
五十步:没有。它还可能是性冷淡。
瑾公:“性冷淡”这个说法很含糊,需要进一步阐明。是作为什么而性冷淡?作为直男或同女,还是作为男同或直女?显然,只有当它是直男或同女,“性冷淡”才是一个恰切的解释。可是,我们能够事先假设这块石头是直男或同女吗?
旁人:喂!石头怎么可能性冷淡,石头没有性好不好。石头根本就是一种与性无关的东东,热辣美妞对它搔首弄姿,它当然没有反应了。
———

第一场:现任法国国王

现任法国国王是秃子。现任法国国王不是秃子。
这两个命题,貌似穷尽了概念空间,即:一个如果为真,另一个则必为假。那么,哪个真,哪个假?
佛垒阁:都既不真又不假。“现任法国国王”这一短语只有意义,而无指称,所以都得不出真值啦。
裸雕:得出这种结论,只能说明是你的理论除了问题。且看我的特称描述语理论,穿过表面语法,直抵命题的逻辑结构:存在惟一的现任法国国王,它是不是秃子。既然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法国国王,那这两个命题都为假。
学生:这个结论违背了古典逻辑的排中率!使不得!
(现代人:排中率有什么了不起的,牛津派的直觉逻辑就拒绝排中率嘛。)
裸塑:不要被表面语法所欺骗,且看命题的逻辑结构,并非P或-P!
旁人:喂,你们瞎折腾什么,哪里有什么现任法国国王,法国早就不是王国了。分析命题不是往命题里面或底下看,而是应该往命题外面看,看这个呈现出来的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命题又是如何从中诞生的。
———

第二场:那是不是法律

邪恶的法律算法律吗,还是只有正义的法律才算法律?
鞭侵:这还用问!法律是什么,和法律正义与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嘛。前者是本体论的——关心事实层面的存在,后者是评价性的——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分开的人,何等糊涂。
时光荏苒。人们来到了二十世纪法哲学界关于法律实证主义者与自然法理论者的长期论辩。
蛤忒:显然有邪恶的,至少不正义的,法律存在,比如德意志第三帝国。你能说那不是法律,那没有法律的约束力?法律与正义的道德律如果有所重合,那仅仅是偶然而已。
啊,葵娜:靠!不正义的法律配得上法律之名吗?只有正义,至少人们所认为的正义,才能使一套命令成为法律,成为一套约束并引导人类行为的准则。
旁人:你们简直就是一头栽进了这场论辩,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首先,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法律?
———

第三场:平庸的艺术品

“艺术”究竟是分类性概念,还是评价性概念?如果是前者,就不难理解糟糕或平庸的艺术品的存在了,毕竟“艺术品”只是一类物品而已;但如果是后者,“平庸的艺术品”就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艺术”这个词的评价性意义本身就意味着只有优秀的艺术作品。
地基:我们要清晰地区分这两个问题!人们对“艺术”这个词的使用混淆了以上两个意思。但我认为,艺术的分类性意义是更根本的。看,我的建立在艺术的分类性意义上的惯例论美学,成功地定义了艺术品:我给出了艺术品之为艺术品所需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
(注意,注意和第二场的联系)
单妥:唉,人们为什么需要艺术?人们首先为什么会对艺术感兴趣?你拆东墙补西墙地列出一堆充分必要条件,然后乐颠颠儿地宣称自己定义了艺术,这有劲吗?
———

第四场:价值句的真值条件

摩尔之后,哲学从业者内部又多了一个行当:元伦理学。从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对价值的谈论与实践。
棘尺:非认知主义有个大问题:人们在谈论价值的时候,显然在句子与句子之间进行推导。比如这个三段论:思考是好的。常瑾公正在思考。所以,常瑾公正在做一个好的事情。
你们说“思考是好的”这个句子不是陈述句,而是表达非认知性的态度,可这个句子怎么能出现在三段论推理中呢?只有陈述句才能参与推理。
不来客笨:人为什么谈论价值?因为人对价值的理解直接关乎到他的行动,他的实践生活。但纯粹的认知本身如何跟行动联系起来,如何为行动提供动机?咱们经验主义传统的祖师不早就教导了嘛:
belief is motivationally inert, only desires can motivate
因此,就算价值判断果然是认知性陈述句,且辛苦地拼凑出了价值判断的真值条件。但是,人该如何生活,这个建立在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与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大问题,仍然完整地停留在你们的理论之外。
———

尾声:画与看画人

思坎沦:做哲学就像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摸索着确认家具。
瑾公:错!做哲学就像欣赏绘画,你离画太近,看到的只是色块,只是颜料的材质和凸凹,你需要站在离画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看到的才是一幅画,一幅作为绘画的作品。当然,也不能离得太远,否则看到的是画廊,进入不了画中展开的世界。

梦呓者:黑泽明的《梦》里有这样一段情节,画廊里,一个专注地打量梵高绘画的日本孩子,因为离得太近,竟走进画中,走到了阿尔的小河边,走上了吊桥,静静地看那些船,那些在河边浣衣的妇人,那些旧时光里柔和而缓慢的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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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与鸟

夏皮洛教授把《理想国》和密尔《论自由》放在一起,对比前者的集权和后者对个体性的强调。这学期学生多是念工程的,经常难以展开有趣的讨论。今天我突发奇想,因材施教地,用一个坐标,来开启学生思考liberty和well-being之间的关系——横坐标表示liberty,取值即各种政体所允诺的自由;纵坐标表示个人的幸福程度。

“既然大家多是念工程的,那咱们来玩函数:在坐标上画出一个函数,来表达你对自由与幸福的关系的理解。”两种观点占据主流:一种是线性递增函数,即自由越多越幸福。另一种很有意思,是双曲线,即两条弧线,在无限上升中趋近一条纵向直线,但只能无限趋近而不能达到。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函数没有顶点。

前者是一个叫马特的学生提出的,于是我称之为“马特函数”,后者被我称之为“诺亚函数”。我自己画了一条山丘状的抛物线上去,我不晓得“抛物线”的英文是啥,学生们说,就叫“彩虹函数”吧。

也有学生反对说,这样搞,太过简化liberty和well-being之间的关系了。这我同意——几乎就是漫画性的描摹,没有进入各种政体的细节。但进入了又如何,能从中获取所谓的政治智慧吗?鸟类学从来不能让鸟飞翔得更自在。与其从鸟的飞翔中提取鸟类学,不如放眼于鸟生活中其中的那个自然与世界。

书生从政,无论于书生还是于政治,都是一种伤害。最好的命运不过是成为一只政治花瓶,填充“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人)——的组织分配,完成一次政治的合谋,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完成了与纳粹的合谋。

回到“诺亚函数”。根据这个函数对幸福的理解,幸福成了欲望或资本的增殖,没有尽头,只好用一个“达不到”,来暗示虚无。我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无论是终极的至善,还是仿神的沉思活动,都是自满、自足的。它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它既不会溢出,也不会干涸;那样完整,那样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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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

正午走过草坪,红砖塔楼传来钟声,突然看见一棵树的根部,卧着一只松鼠——从来都是看见松鼠蹦跳或啃坚果,一惊一乍,晃着蓬松的尾巴。无疑——
它死了。
一动不动地卧在树根旁,尾巴顺从地放在身后,头枕着什么,像在熟睡,睡在一个杳无喧嚣,叠放于此的别处。
我凑近它,希望它因为觉察到什么,而灵敏地跳开。它没有。
我伸出手,想抚摸它的皮毛。但没有。
棕灰的松鼠,在棕灰的树根旁边,就像树根的一部分,不枯荣、不凋零、不萌生,也不消失。

在又一年的第一缕春风里,我在树下,遇见了一个安恬如睡的死亡。

自助餐厅的邻桌,坐着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八、九十岁的老妇。老妇大概是女人的母亲,女人为她盛好食物,把盘子摆到她面前。
女人和男人专注地交谈,时而大笑。大多数时候,于他们而言,老妇并不存在。
老妇很缓慢地进食,慢得像走向死亡的步伐,被活下去的渴望或本能拼命拖住。
她吃完盘中食物,我看见她,从随身携带的坤包里,掏出一支口红,慢慢地往嘴上涂,像她吃东西那么慢。然后又掏出一个小镜子,照一照。
离开的时候,女人推着轮椅,轮椅里的老妇又掏出口红,涂了涂——像是不放心。

她已经老得看不出性别,犹如一尊抽象的雕塑,用自己的存在,捍卫着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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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保密”

积雪已经很厚了。社区里的小径被清理出来,却并没有人在上面走,远远看去,像一条条勒在雪上的带子——艾利森就住在一条带子的尽头。圣诞将近,不知她们一家留不留在这过节。
初识艾利森是在早春,吉他手的课上。她迟到了,急匆匆坐进我旁边的椅子。那时天还挺冷,我穿着毛衫和大衣,但艾利森只穿件小背心,胳膊上的大块纹身完整地露出来,和她染成灰白的短发辉映着。课间她跟我说,从前旅行去过广州,记得一种可以折叠起来的太阳帽。“我也有印象,折起来很小,打开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遮阳礼帽。你什么时候去的?”“记不清了,是我年轻的时候。”艾利森说。如此算来,她大概四十多岁了,因为我六岁那年,八八年,在天坛公园弄丢了一顶折叠太阳帽,后来再也没见有这种帽子卖。

艾利森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上高中了。有天在班车上碰到她,她说养孩子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我惊诧,这说法跟我的见闻大相径庭。“孩子小的时候哭个不停时,你不烦吗?”艾利森的回答更让我惊诧:我的孩子不乱哭。婴儿期间,如果它哭,我会先检查它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定没事儿,就让它去哭。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婴儿成天躺着不动,身体得不到活动,哭,也算是一种活动,哭累了,自然就睡了,这很健康。
“它哭的时候你不嫌吵?”艾利森说,婴儿也是人来疯,你越哄它,它越来劲;你不理它,它觉得没意思,就不哭了。“那他们小时候,如果胡乱闹腾,你会怎么办?”“我有我的规则,我的孩子从不胡闹。其实孩子都是讲道理的,也喜欢被尊重的感觉。你只要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为何如此这般地要求他们。他们会思考,并且因为你讲出的道理而感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被关心的。我的规则不但不让他们感到束缚,还让他们有安全感。当然,前提总是你自己要合情合理。”
说这些的时候,她平静、冷峻,浑身散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母爱。我折服了,并开始留意她在课堂上的发言。她思考的时候,总是神情严峻,语气有条有理,像个经历过重重苦难的睿智老妇。这与她身体的性感和衣着的另类形成一种古怪而迷人的对比。而学期即将结束时,她固执并且翻来覆去地引用克里普克《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里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精神,也颇有老妇喋喋不休的特点。

再次见到艾利森就是初秋了。“夏天我在中国时常跟朋友说起你。你养育孩子的观点太棒了!”“可惜美国人大都过分溺爱孩子,这对孩子很不好。”她夏季旁听吉他手的实用主义讨论班,觉得哲学很有趣,秋季学期在修哲学引论和十七世纪哲学。我们在班车上谈论形而上学、吉他手,还有笛卡尔,觉得很开心,之后时而约在周五中午一起喝咖啡。
她本来准备申请法学院当律师,但越来越喜欢哲学,她暂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从前的活动经历对申请法学院肯定很有助益,而且,我确信我会是一名好律师,但哲学家?(耸耸肩)。”
她是单身母亲,要工作赚钱要照顾孩子,剩下可以学习的时间很少,有时两三天不得休息,睡眠也毫无规律——难怪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但她总是打扮得相当讲究,另类而别致:关于美,她有天然的领悟和喜爱,这天然的领悟又理所当然地导致她厌恶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于是我们更投合了,一起分析并嘲笑女权主义,讨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以及我和她都最关心的:如何成为一个人,怎样才算真正地成为一个人。
有次凯文教授帮她分析以后从事哲学的可能性:根据你的成绩,得先读个硕士,之后才可能录取为博士,到毕业,大概十年;然后找学校教书,从临时性工作到固定工作,最后拿到终身职位,大概又得十年。她笑着说,等我六十岁——退休之前——就能彻底安定下来做哲学了。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不确定的希望或期待,像个二十上下的小姑娘,有一个漫长到让人茫然的未来,和太多等着她去遇见并打开的可能性。而我不也一样么,年龄越大越多兴趣,越觉得自己能够。我大概是个浪子或冒险家,在智性的王国里充满好奇地漫游或停留,同时又是个静观世事的老妇,跟在作为冒险家的自己身后拾荒,疯疯癫癫地醉心于用拾来之物搭建一座皇宫或一个家。

说到拾荒,有次我们谈起帕特里克——吉他手的学生。她说帕特里克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永远挣扎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像其他博士生那样努力阅读和写作,和拎着一个大袋子沿街游荡,看见垃圾就装进去,装满了就把袋子扔进垃圾堆。直到这种挣扎成了他的生活。我乐了,“我不晓得帕特里克是个这么有趣的人!”
艾利森仿佛有点伤感,说他们从前约会过,她很享受帕特里克的陪伴,但分开了。我很吃惊。但回想起来,春天的时候,确实经常见他们在一起,甚至有天中午,看见艾利森挽着帕特里克去吃午饭,还跟我打了个招呼。但我从没联想到他们是在约会——我永远分不清,关于罗曼斯,我是太过迟钝还是太过敏感:从他们分手的情形来看,他们之间是否有恋情发生,还真难说。
艾利森说,她和帕特里克开始约会,是在年初的古希腊哲学课上,帕特里克是助教,她是学生,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学校有规定,她还跟那门课的教授,西瓦曼,发了封邮件,交待一下。我笑得差点被咖啡呛着了:我想象西瓦曼收到那封邮件的反应,固然这是官方章程,但西瓦曼十有八九会感到莫名其妙——他不能更不在意这些了。

上次和她喝咖啡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左胳膊上的纹身:一只白鸽和它锨着的两条橄榄枝围着地球,地球上写着两个汉字:人类。地球底下是她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占据了她的大半个胳膊。她说她本想纹个更大的图案,但钱不够了。我说:还是纹小图案更好。如果你以后改变主意了,想消除这纹身,那多麻烦。如果纹了更大的,就更麻烦。
她说:那婚姻呢?你会因为以后有可能改变主意,就不结婚?我愣了一下,耸耸肩,笑着让了她。我给她讲一件听来的事儿,一个朋友的同事,在婚礼上宣誓的时候说:“我会爱他直到我不爱。”她笑,然后很认真地说:世界和平,和她的孩子,是她永不会变的信念。
关于她的孩子的爸爸,艾利森提过一次,她说要把儿子带去听哲学引论里讨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那堂课,“让他知道,在他爸爸那些保守而愚蠢的观念之外,还有另外的思考方式。”我没有接着问,但多少有点好奇她的从前——那应该是一段很多很多年的生活吧。无论为何,当那段生活改变之后,她仍是一个完整、勇敢,并且充满希望的人。她像一枚有硬核的果子,当你撕掉她的生活的皮,她还有肉和核;当你吃掉了她青春的肉,她仍然保有她完整的核,可以作为种籽,重新长出又一个果肉丰满的真实的人生。
说完纹身,或婚姻,艾利森又跟我讲起她眼下的罗曼斯。并反复叮嘱:替她保密。尽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毕竟也不是不合常理,甚至,用艾利森的话说,“在合乎礼节的范围内”,但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感到诧异,以至于那些天里一想起,就像《老友记》里的简宁斯一样,拖长了声音,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
Oh-My-God!

说实话我挺纳闷的,她为什么会把那些罗曼斯讲给我听,假如传开,似乎不是件好玩的事,何况我们并不算太熟,至少还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交情。但,或许这构成女人之间通常的谈话内容?我不知道。除了两个发小,我很少和女人有面对面的交谈,而那两个发小里,有一个还是扮男型蕾丝,动辄说“你们女人如何如何”。
我想起很多年前,有段时间在读陈丹燕的人物传记系列,里面有一本写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豹子和鬼子拿去传阅,并一致认为姚姚和我一摸一样。“比如姚姚的笑像个保险箱。你就是那个样子的,看着你在笑,其实不晓得你在笑什么,只觉得你把什么东西放进保险箱了。”豹子说这话时很激动,激动里似乎带着不满。我不明白这不满来自何处。
或许艾利森需要倾诉,“罗曼斯太复杂了”,她感慨了好几次。而我碰巧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她把她想说的话,一句一句放进我的笑容的保险箱里。我替她保管着,就像时间,替她保管着她的悲欢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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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老唐说起一件很多年前的事:有次他去水院吃午饭,路过自强超市时碰到我,去买烤香肠,却没带钱。他说,那我给你买一个吧。我有点尴尬地说算了不用了,然后就笑着走了。“你当时还笑得挺开心的。好像因为自己没带钱去买香肠这件事,把自己逗乐了。”

听罢笑死我了。这事我毫无印象,但确实像我干的,迷迷糊糊、心不在焉,连桂八小卖部的人都记得我,经常买东西付了钱就走了,东西丢在柜台上。
似乎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处于走神状态。所以至今不敢开车,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夏天在上海时,每次回家,要么和虎子一起,要么小舅开车来地铁出口接,所以过了很久,也不记得新搬进去小区叫啥名字。有天下午自己回去,出了地铁坐进的士,“到哪里?”“不知道,你先往前开吧。”然后电话虎子,那叫“新虹桥雅苑”。

很久以前,在图书馆读翻译过来的利奥塔,为他谈论“迷路”的篇章激动不已。如今那些字句早已忘记,却仍然喜欢迷路:走在陌生的街巷,突然没了方向,就那么走着,纯粹地走着。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你不去哪里,也不急着回到哪里。
你只是行走,在行走中遇见事物,遇见与事物相遇的一个个瞬间,并感觉到无牵无挂带给生命的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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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是何处,何处是此处

我梦见一个人。我们走在华灯初上的街上,突然一阵骚乱,很快又平息了。路过一家店铺,他说正好去买条裤子。出来时遇见从前的邻居,抱着她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夜色清凉,如水墨在心里浸开,醒来之后,还久久地沉浸在梦中那温煦得微微颤动的空气里。时常一个梦的气氛和细节,比发生在现实中的人事更能笼罩我的情绪,像预言、结论,或插曲,和日常奇妙地互文着,以至于我的确分不清哪个更真实,只觉得它们像一架本体论的天平,无论哪一端动一下,另一端都会随之晃动。

夏天在武汉时,有天看到加拿大一个狂欢节的照片,有张典型的高加索男性的侧面像,我一惊:这样的面孔竟如此陌生!我简直不敢相信,就在几周之前,我还生活在这样一些面孔所构成的世界里,与之交谈、处理事物,或擦肩而过。我把目光从图片上移开,看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听见妈妈在厨房炒菜的声音,在哥伦布的生活全然成了一场梦,轻飘飘的,仿佛吹口气,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但这次回武汉,又觉得特别不真实——什么都拆了:家门口的肯德基、中南门口的天桥、中南路被挖掉了、洪山广场成了工棚、连南京路上一家很别致的咖啡馆都莫名其妙地改成了吃香辣蟹的。记忆几乎被掏空了,我回到的已是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它和我有什么关系。有天晚上和人在武大附近吃饭,之后我想自己去校园里走走。路过新图书馆,走进去,竟有两个保安坐在门口,问我去干嘛。我突然想起《暗恋桃花源》里的红衣女,跟哪幕剧——无论是“暗恋”还是“桃花源”——都毫无关系,只是兀自念叨着“要找刘子骥”,一会儿自己坐在台边玩,一会儿低头看井,把鞋扔进去,彻头彻尾的无厘头。而那晚,我正巧穿了条长长的红连衣裙,披着黑发,扮相都跟她一样。

更让我难过的是,我在武汉的整个生活就像这个红衣女。有天中午和黑黑在“战锅策”吃火锅,然后在武汉天地转悠,到了下午五点,她说,我看你还没玩尽兴,那我晚上继续奉陪。于是开车去小白单位给他送家门钥匙。小白前一天没睡好,大概工作也有些累,一脸疲惫,我们说先开车把他送回去,他不肯,自己走去公交车站。那天出奇闷热,但小白穿着长裤衬衫——单位空调太凉。据说后来在公交上睡着了。通常是小白开车上班的,住在中南路,上班那么远。按说这事也没什么,甚至根本不算件事,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特别过意不去,觉得打扰了黑黑的日常生活。

可我的日常生活——那有所承担、遇到挫折、得到鼓励,并通过努力而获得承认的地方——已不在武汉。这是我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在哥伦布念书、工作(即助教),和生活。几年来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年仍将是这样。我在武汉变得像个游客,一个游手好闲的玩乐者,哪怕它在曾经的二十多年里,都是承载我所有生存与成长的地方,是我的家、我的根基,是我,是造就我的时光与记忆。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越来越不喜欢旅行,甚至偏激地认为,那是徒劳的傲慢或傲慢的徒劳: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观赏什么?除了浮光掠影地路过,和获得一种几近无聊的满足感?我,和那个地方,和人们在那个地方的生息,有什么关系?

我该打住了。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毕竟,我仍会盼着回武汉,或筹划去什么地方旅行;我仍会在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大街小巷,像红衣女一样,心不在焉地“找刘子骥”,像找戈多,找一个记号,一个早已遗忘,却又每每想起的梦。是啊,为什么非要在武汉寻找日常感呢,要把过去的日子重新生活一遍?可那已经逝去了啊,就像那些其实我并不怎样留恋的少时年华。固置的、无从逸出的日常,就像绝对的光明,那是瞎了眼的白昼,我为什么不愿意停留于黑暗——黑夜里隐约忽现的星辰,难道不是在泥土里悄然生长的种籽吗?
就让它成为一个梦吧。梦像生活的心,而心,多么像从身体里飘出的一个梦啊,轻盈、摇曳,你看不见,却能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听见它喃喃的细语,在诉说着什么,诉说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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