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随笔’ Category

坐标与鸟

夏皮洛教授把《理想国》和密尔《论自由》放在一起,对比前者的集权和后者对个体性的强调。这学期学生多是念工程的,经常难以展开有趣的讨论。今天我突发奇想,因材施教地,用一个坐标,来开启学生思考liberty和well-being之间的关系——横坐标表示liberty,取值即各种政体所允诺的自由;纵坐标表示个人的幸福程度。

“既然大家多是念工程的,那咱们来玩函数:在坐标上画出一个函数,来表达你对自由与幸福的关系的理解。”两种观点占据主流:一种是线性递增函数,即自由越多越幸福。另一种很有意思,是双曲线,即两条弧线,在无限上升中趋近一条纵向直线,但只能无限趋近而不能达到。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函数没有顶点。

前者是一个叫马特的学生提出的,于是我称之为“马特函数”,后者被我称之为“诺亚函数”。我自己画了一条山丘状的抛物线上去,我不晓得“抛物线”的英文是啥,学生们说,就叫“彩虹函数”吧。

也有学生反对说,这样搞,太过简化liberty和well-being之间的关系了。这我同意——几乎就是漫画性的描摹,没有进入各种政体的细节。但进入了又如何,能从中获取所谓的政治智慧吗?鸟类学从来不能让鸟飞翔得更自在。与其从鸟的飞翔中提取鸟类学,不如放眼于鸟生活中其中的那个自然与世界。

书生从政,无论于书生还是于政治,都是一种伤害。最好的命运不过是成为一只政治花瓶,填充“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人)——的组织分配,完成一次政治的合谋,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完成了与纳粹的合谋。

回到“诺亚函数”。根据这个函数对幸福的理解,幸福成了欲望或资本的增殖,没有尽头,只好用一个“达不到”,来暗示虚无。我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无论是终极的至善,还是仿神的沉思活动,都是自满、自足的。它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它既不会溢出,也不会干涸;那样完整,那样鲜活。

Continue reading »

两则

正午走过草坪,红砖塔楼传来钟声,突然看见一棵树的根部,卧着一只松鼠——从来都是看见松鼠蹦跳或啃坚果,一惊一乍,晃着蓬松的尾巴。无疑——
它死了。
一动不动地卧在树根旁,尾巴顺从地放在身后,头枕着什么,像在熟睡,睡在一个杳无喧嚣,叠放于此的别处。
我凑近它,希望它因为觉察到什么,而灵敏地跳开。它没有。
我伸出手,想抚摸它的皮毛。但没有。
棕灰的松鼠,在棕灰的树根旁边,就像树根的一部分,不枯荣、不凋零、不萌生,也不消失。

在又一年的第一缕春风里,我在树下,遇见了一个安恬如睡的死亡。

自助餐厅的邻桌,坐着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八、九十岁的老妇。老妇大概是女人的母亲,女人为她盛好食物,把盘子摆到她面前。
女人和男人专注地交谈,时而大笑。大多数时候,于他们而言,老妇并不存在。
老妇很缓慢地进食,慢得像走向死亡的步伐,被活下去的渴望或本能拼命拖住。
她吃完盘中食物,我看见她,从随身携带的坤包里,掏出一支口红,慢慢地往嘴上涂,像她吃东西那么慢。然后又掏出一个小镜子,照一照。
离开的时候,女人推着轮椅,轮椅里的老妇又掏出口红,涂了涂——像是不放心。

她已经老得看不出性别,犹如一尊抽象的雕塑,用自己的存在,捍卫着美的尊严。

Continue reading »

“替我保密”

积雪已经很厚了。社区里的小径被清理出来,却并没有人在上面走,远远看去,像一条条勒在雪上的带子——艾利森就住在一条带子的尽头。圣诞将近,不知她们一家留不留在这过节。
初识艾利森是在早春,吉他手的课上。她迟到了,急匆匆坐进我旁边的椅子。那时天还挺冷,我穿着毛衫和大衣,但艾利森只穿件小背心,胳膊上的大块纹身完整地露出来,和她染成灰白的短发辉映着。课间她跟我说,从前旅行去过广州,记得一种可以折叠起来的太阳帽。“我也有印象,折起来很小,打开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遮阳礼帽。你什么时候去的?”“记不清了,是我年轻的时候。”艾利森说。如此算来,她大概四十多岁了,因为我六岁那年,八八年,在天坛公园弄丢了一顶折叠太阳帽,后来再也没见有这种帽子卖。

艾利森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上高中了。有天在班车上碰到她,她说养孩子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我惊诧,这说法跟我的见闻大相径庭。“孩子小的时候哭个不停时,你不烦吗?”艾利森的回答更让我惊诧:我的孩子不乱哭。婴儿期间,如果它哭,我会先检查它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定没事儿,就让它去哭。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婴儿成天躺着不动,身体得不到活动,哭,也算是一种活动,哭累了,自然就睡了,这很健康。
“它哭的时候你不嫌吵?”艾利森说,婴儿也是人来疯,你越哄它,它越来劲;你不理它,它觉得没意思,就不哭了。“那他们小时候,如果胡乱闹腾,你会怎么办?”“我有我的规则,我的孩子从不胡闹。其实孩子都是讲道理的,也喜欢被尊重的感觉。你只要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为何如此这般地要求他们。他们会思考,并且因为你讲出的道理而感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被关心的。我的规则不但不让他们感到束缚,还让他们有安全感。当然,前提总是你自己要合情合理。”
说这些的时候,她平静、冷峻,浑身散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母爱。我折服了,并开始留意她在课堂上的发言。她思考的时候,总是神情严峻,语气有条有理,像个经历过重重苦难的睿智老妇。这与她身体的性感和衣着的另类形成一种古怪而迷人的对比。而学期即将结束时,她固执并且翻来覆去地引用克里普克《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里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精神,也颇有老妇喋喋不休的特点。

再次见到艾利森就是初秋了。“夏天我在中国时常跟朋友说起你。你养育孩子的观点太棒了!”“可惜美国人大都过分溺爱孩子,这对孩子很不好。”她夏季旁听吉他手的实用主义讨论班,觉得哲学很有趣,秋季学期在修哲学引论和十七世纪哲学。我们在班车上谈论形而上学、吉他手,还有笛卡尔,觉得很开心,之后时而约在周五中午一起喝咖啡。
她本来准备申请法学院当律师,但越来越喜欢哲学,她暂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从前的活动经历对申请法学院肯定很有助益,而且,我确信我会是一名好律师,但哲学家?(耸耸肩)。”
她是单身母亲,要工作赚钱要照顾孩子,剩下可以学习的时间很少,有时两三天不得休息,睡眠也毫无规律——难怪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但她总是打扮得相当讲究,另类而别致:关于美,她有天然的领悟和喜爱,这天然的领悟又理所当然地导致她厌恶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于是我们更投合了,一起分析并嘲笑女权主义,讨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以及我和她都最关心的:如何成为一个人,怎样才算真正地成为一个人。
有次凯文教授帮她分析以后从事哲学的可能性:根据你的成绩,得先读个硕士,之后才可能录取为博士,到毕业,大概十年;然后找学校教书,从临时性工作到固定工作,最后拿到终身职位,大概又得十年。她笑着说,等我六十岁——退休之前——就能彻底安定下来做哲学了。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不确定的希望或期待,像个二十上下的小姑娘,有一个漫长到让人茫然的未来,和太多等着她去遇见并打开的可能性。而我不也一样么,年龄越大越多兴趣,越觉得自己能够。我大概是个浪子或冒险家,在智性的王国里充满好奇地漫游或停留,同时又是个静观世事的老妇,跟在作为冒险家的自己身后拾荒,疯疯癫癫地醉心于用拾来之物搭建一座皇宫或一个家。

说到拾荒,有次我们谈起帕特里克——吉他手的学生。她说帕特里克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永远挣扎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像其他博士生那样努力阅读和写作,和拎着一个大袋子沿街游荡,看见垃圾就装进去,装满了就把袋子扔进垃圾堆。直到这种挣扎成了他的生活。我乐了,“我不晓得帕特里克是个这么有趣的人!”
艾利森仿佛有点伤感,说他们从前约会过,她很享受帕特里克的陪伴,但分开了。我很吃惊。但回想起来,春天的时候,确实经常见他们在一起,甚至有天中午,看见艾利森挽着帕特里克去吃午饭,还跟我打了个招呼。但我从没联想到他们是在约会——我永远分不清,关于罗曼斯,我是太过迟钝还是太过敏感:从他们分手的情形来看,他们之间是否有恋情发生,还真难说。
艾利森说,她和帕特里克开始约会,是在年初的古希腊哲学课上,帕特里克是助教,她是学生,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学校有规定,她还跟那门课的教授,西瓦曼,发了封邮件,交待一下。我笑得差点被咖啡呛着了:我想象西瓦曼收到那封邮件的反应,固然这是官方章程,但西瓦曼十有八九会感到莫名其妙——他不能更不在意这些了。

上次和她喝咖啡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左胳膊上的纹身:一只白鸽和它锨着的两条橄榄枝围着地球,地球上写着两个汉字:人类。地球底下是她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占据了她的大半个胳膊。她说她本想纹个更大的图案,但钱不够了。我说:还是纹小图案更好。如果你以后改变主意了,想消除这纹身,那多麻烦。如果纹了更大的,就更麻烦。
她说:那婚姻呢?你会因为以后有可能改变主意,就不结婚?我愣了一下,耸耸肩,笑着让了她。我给她讲一件听来的事儿,一个朋友的同事,在婚礼上宣誓的时候说:“我会爱他直到我不爱。”她笑,然后很认真地说:世界和平,和她的孩子,是她永不会变的信念。
关于她的孩子的爸爸,艾利森提过一次,她说要把儿子带去听哲学引论里讨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那堂课,“让他知道,在他爸爸那些保守而愚蠢的观念之外,还有另外的思考方式。”我没有接着问,但多少有点好奇她的从前——那应该是一段很多很多年的生活吧。无论为何,当那段生活改变之后,她仍是一个完整、勇敢,并且充满希望的人。她像一枚有硬核的果子,当你撕掉她的生活的皮,她还有肉和核;当你吃掉了她青春的肉,她仍然保有她完整的核,可以作为种籽,重新长出又一个果肉丰满的真实的人生。
说完纹身,或婚姻,艾利森又跟我讲起她眼下的罗曼斯。并反复叮嘱:替她保密。尽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毕竟也不是不合常理,甚至,用艾利森的话说,“在合乎礼节的范围内”,但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感到诧异,以至于那些天里一想起,就像《老友记》里的简宁斯一样,拖长了声音,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
Oh-My-God!

说实话我挺纳闷的,她为什么会把那些罗曼斯讲给我听,假如传开,似乎不是件好玩的事,何况我们并不算太熟,至少还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交情。但,或许这构成女人之间通常的谈话内容?我不知道。除了两个发小,我很少和女人有面对面的交谈,而那两个发小里,有一个还是扮男型蕾丝,动辄说“你们女人如何如何”。
我想起很多年前,有段时间在读陈丹燕的人物传记系列,里面有一本写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豹子和鬼子拿去传阅,并一致认为姚姚和我一摸一样。“比如姚姚的笑像个保险箱。你就是那个样子的,看着你在笑,其实不晓得你在笑什么,只觉得你把什么东西放进保险箱了。”豹子说这话时很激动,激动里似乎带着不满。我不明白这不满来自何处。
或许艾利森需要倾诉,“罗曼斯太复杂了”,她感慨了好几次。而我碰巧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她把她想说的话,一句一句放进我的笑容的保险箱里。我替她保管着,就像时间,替她保管着她的悲欢与和平。

Continue reading »

年龄

即将去休斯顿工作的一对中国夫妇请晚饭。女人三十出头,说她春天时和小师妹出门开会,小师妹才二十三岁,她顿时感觉到她在青春面前的被击败。

我:但你现在有博士学位,她没有啊。她也一定会变老,但她不见得拿得到博士。
她:应该还是会拿到的吧。
我:等她拿到的时候,你在工作上肯定也得心应手了。你有的还是比她多。

我一直对青春不以为然。那是每个人都有,有过的东西。没什么特别。但纯然属于自己的体验却是独特,这只有年龄和阅历才能给出。但年龄并不必然给出丰满的生存质感。这需要反思和眼界,需要积极地参与人生,并在这参与中,懂得退守、坚持,和呵护内心,在日积月累的沉淀中生成一个真实的独立人格。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男人往往是她的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喻。
渐渐有了年龄,世界——那一块块从自然中隆起的文明——变得像关于男人的一个隐喻。

嘉眉:之前一直觉得《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个标题是个噱头,显然振保没有同时有过两个女人,娇蕊是他结婚前的事。前段时间觉得,或许爱玲本就没打算说振保的红白。红玫瑰和白玫瑰,其实都是指王娇蕊一个人。

老唐: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张爱玲喜欢红楼梦,可能也参考了红楼梦里面钗黛同一判词的现象。
小说开篇第一句,让我直接默认煙鸝就是白玫瑰。但是通篇读下来,都觉得很别扭,因为煙鸝的形象和玫瑰一词相去甚远——无论是初见时的“笼统的白”还是和偷情被撞见,都一副谨小慎微的“婢妾”相,更不要说她后来还变成逢人就抱怨的祥林嫂。倒是娇蕊,形象丰满而高贵——和振保相恋时她热烈,离婚的时候她勇敢,再婚的时候她明白“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再婚以后她相夫教子,过自己的平静生活,幸福而真实。
所以娇蕊才是玫瑰。再婚前是红玫瑰,“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婚后是白玫瑰,知道“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

Continue reading »

约翰

约翰是学校的清洁工,常看见他在系楼里收拾垃圾筒,不紧不慢地,把垃圾袋都拢在一起,放进垃圾车。去年冬天我给松兔的古希腊哲学当助教,约翰注册了这门课,喜欢和另一位老先生一起,坐在教室的左墙边——学校有政策:学校雇员,和州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修课。那位老先生上课喜欢发言,他发言时,约翰总是慈祥地微笑,冬天的阳光照着他短而卷曲的白发,像黑土地上的积雪,闪烁出细小而柔和的光芒。
松兔讲课的线索是时间和变化等形上学问题。他是卡普兰的弟子,而卡普兰是卡纳普的弟子。那么可想而知,松兔是怎样的授课风格。他那一路的人,大抵都认为,哲学史不可能从弗雷格之前开始,也只有松兔,不仅爱好古代以至于到了可以授课的地步,还发表关于中世纪的文章——当然,这是因为中世纪一些人也持Presentism:只有此刻才是实在的。那薄之又薄的本体论,把过去和未来都挤出了存在的集合。
第一次小论文的题目,是分析赫拉克利特那句著名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那是我第一次批改论文。我们随机选了五份,分别批改了,对照标准。松兔教我在正文中如何写评语,以及总评语不是用来证明自己给的成绩如何合理,而是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末了,他顿了顿,说,对不起,让你读些糟糕的文章。我愣了一下,“不啊,改论文挺好玩的,像交谈。”
讲巴门尼德时,松兔在黑板上写了个Heidegger,以及海的几句话,还讲了点什么。我差点被刚喝到嘴里的咖啡给呛着了,担心自己还躺在床上做梦没去上课。下课后,松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上课会提到海德格尔。”然后又给我讲了些海和卡纳普之间的八卦。我到了家都没会过神儿来。
期末周交论文那天,松兔办公室的门一直开着,学生陆续把论文送来。差不多到了钟点,我去取论文时,见约翰正站在门口和松兔聊天——约翰整个学期,都喜欢在办公室时间,和松兔讨论问题。约翰走后,松兔跟我商量,约翰能否补交第一次论文,“约翰,你记得是哪位不?就是常和另一位老人坐在一起的那位非洲裔美国人(为了避免被扣“种族主义者”的帽子,白人说话往往很小心)他是个很思量的人,也很周到。”
我在批改期末论文的间隙,读了约翰分析“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据说他当时交了,但没成绩,而之前的电子文档不见了,只好重写了一份——唔,那就是约翰第二次,写同一篇论文了。约翰第二次踏入的河流,读来很舒服,像日报上的小贴士,有时间里流淌着的智慧与和悦。
总成绩那天,提到约翰。若是按字面要求,得给他C。但我和松兔都不想这样,就心照不宣地,把B+写在了约翰的名字后面。
上传完成绩就彻底放假了,松兔说,他担心一周后年轻教师的年审——之前一年里,他没发文章。而我不过是个惘然开始了一段漫长训练的学生,又能够说些什么,来安慰,或鼓励呢,除了发愣里的词穷和欲言又止。那一年的空白,或许是因为他刚出生的女儿,或许只是他没花足够的心思和精力罢了。有时候,像石头那样收拢并凝聚自己,是一种生存上的保全,而松兔这个加州大律师的独子,却早已太习惯阳光、沙滩,和海水的铺开与舒展。

后来也常在系楼里碰见约翰,有时会打个招呼,有时只是匆匆走过。一年多过去了,我已经习惯了批改论文,哪怕为之做助教的教授说,“写点评语来justify你给的成绩”。我笑着说好,却仍然只是尽力写下些但愿有所助益的话。
前天下午,课间我走出教室,见约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吃苹果。那排椅子靠墙,远远地对着电梯门。约翰一个人坐在那,坐在一排空椅子既不中间也不靠边的那一张里,安安静静地吃苹果。我突然想哭,不晓得为什么,只是觉得这场景,让人有些难以自持。
而今年春天开始的时候,听说松兔“处在压力中”——他把接下来的一年也交了白卷。不晓得这是不是他已经快要离开的另一种说法。

Continue reading »

落发

去大连阿姨那剪头发,听她说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她小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叫周为佳,和她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周家父亲有糖尿病,生下的五个儿子里,只有周为佳有先天性糖尿病。周为佳总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喝水,对着自来水管,喝得肚子又鼓又胀。大连阿姨的妈妈见了,跟周为佳说,这病不治就是受罪啊!得让你妈带你去看病。
晚上,周为佳的妈妈去大连阿姨家,心平气和地说,你看,孩子他爸也有糖尿病,治病贵,我们家治不起两个人,孩子他爸养家,总不能不治吧。大连阿姨的妈妈听了,觉得在理,就不催着她带儿子治病了。
周为佳还是经常在水管上喝水,越来越瘦,肚子越来越鼓。有天大连阿姨的妈妈下班回来,见周为佳躺在水管边,一动不动了。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至少四十多年。大连阿姨叙说的时候,我的长发正顺着她的剪刀变短,咔嚓咔嚓的修剪声,从话语的间隙处露出来。每天都会梳头,梳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两根头发落下。一个幼小的生命,在贫瘠的年月里,安静地从人世滑落,仿佛一根落发,曾新芽破土般从皮肤里长出,并紧紧地,那样细弱地连在一个家庭的皮肤上。

Continue reading »

卑微

冬季学期的最后一次讨论课,我给学生复习康德的定言命令之人性作为自身目的体版本:“永不可把他人或自己当作手段来使用”,有人问,把自己仅仅当作手段,这究竟如何可能。“卖淫算不?妓女使用自己的身体来赚钱。”
我说,“我用mind赚钱。有什么区别呢?若你们在身心问题上持某种唯物一元论,那思考就是复杂的脑状态——我站这讲课,也可以说是在卖身啦。”
想起维尼说的,“跟剑桥那帮知识分子打交道,就是在prostituting my mind。”

想来,娼妓从事性工业,劳工和设计师从事建筑业,记者从事新闻业,学者从事学术业。无一不是工业,无一不是用自己的一门手艺,来维持生存、养家糊口。做得拙劣,如精于抄袭的教授;做得平庸,如苦于拼凑的学者,难免疲于奔命,辗转劳顿。而做得游刃有余,独树一帜,如秦淮八艳,留名青史,几百年后还被人津津乐道。

仔细一想,性工业有其独特性:它的合法性从不受到质疑。这个“法”不是律法的法——没人觉得娼妓是社会的冗余人群,而哲学却常从自身内部,发出对其存活的必要性的质疑。系里师兄说,韩国的很多学校,要么把哲学系撤了,要么根本就不设了。
而,食色,性也。因了人性的恒定,餐饮业兴旺之时,性工业便自然不会衰落。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而玄思毕竟奢侈,以至于其从业者,往往因为工作,而忘了思之本身。

前些天读到阿城的《良娼》,里面江女和她儿子对命运的顺从,极触动我。他们深知自己的卑微,便懂得安于天命,懂得把恩情牢记在心,没有怨艾,没有贪婪,甚至没有期盼,咽下挂念就像咽下唾液,安静得宛如江畔兀自开花落花的一株桃树。
偶尔我想起宋孝慈,带着四岁的儿子,在松花江边看船,看上岸的人,儿子叫他“舅”,便感到暮色笼罩人世时,苍茫中那隐忍的爱与亲近。

这卑微感,是如此贵重——当我从江氏母子,映在字里行间的侧影里,窥到时,我放松了自己已绷紧太久的角角落落。不是妓女的人,常以为自己是尊贵的,不容侵犯的。以为自己的职业是了不起的,不是关乎国计民生,就是如探险者靠近终极的什么,可以俯瞰世界悲天悯人。

这何尝不是自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了。谁不仅只是一个卑微的生灵而已,如蜉蝣,如草芥,如一束光线里,毫无规律地上升又落下的尘埃——当你已然学会凝视它们,在凝视中成为它们;当你想做一件善良的小事,想让别人过得好一点,哪怕一点点;当你看到并不美的建筑和行人,因为感到满足就微微笑了;当你突然高兴如一个孩子,在你仿佛从未经历过的童年里——

Continue reading »

同桌

前些时偶然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觉得好笑又纳闷。五年级时,男生之间传颂我“会打架”,于是每次课间,总有几个男生跑来找我打架。我正好坐最后一排,就站在教室两个大组之间的过道尽头,和他们打斗一番。仿佛还很正式,有口头的开始和结束。这事又无厘头又自然而然,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停息了。只是隔了十多年,突然想起,很有些莫名其妙。

惟一的解释,大概是四年级时,和一个黑老大同桌。他刚转来不久,从蔡甸,因为父亲调去了勘察院工作,全家就搬来了武汉。当然,现在蔡甸在名义上已经是武汉的一部分了,但当时觉得蔡甸是无比遥远的乡下,听他讲那里的生活,觉得新鲜又神秘。

黑老大黑瘦,个子高高的,叫我“西瓜”。他的名字里有个“威”字,我反唇相讥,叫他
“威化饼干”,但毕竟拗口,慢慢就懒得叫了,又因为自己有外号但他没有而耿耿于怀。

不晓得大威怎么那么快就成了中南路上的老大。应该是青少年的吧。还有一帮手下,最忠实的一个叫黄石,总穿件成人衬衫、西裤,和皮鞋,一幅典型的九十年代初港片里的小混混扮相。大概黄石家境不好,施老师带他去配了幅远视眼睛,一度传为老师关心差生的美谈。后来黄石留级了,但还是成天跟着大威。

印象里大威倒没什么特别的装束,总是常穿牛仔裤子——仿佛那时有规定,小学生不许穿牛仔裤。大概我和他是常有打闹的,上课被点名过,被罚站过,以至于我妈还写过一封短笺,要求班主任给我换座位。我没交给班主任,却用此来威胁大威,且屡试不爽。

说来也是奇怪,我一点也想不起我们怎样打闹过,只依稀记得,我们把钢笔水甩到彼此的脸上:一条墨水组成的虚线,在一刹那间,斜在我或他的脸上,看上去又惊又逗又痛快,还有闯了祸的担忧和对被抱负的惧怕。我总是用蓝黑墨水,他喜欢用纯蓝。
我一点也想不起大威有什么黑老大特点,反倒一直觉得他是个温厚而安静的人,甚至说中规中矩也未尝不可。并不怎样活跃,但会从家里带辣萝卜条来分给大家。

我们常常是愉快的。我做狐狸脸给他看:一手捏住鼻子,一手把下巴往上推。还有猪脸,还有学骆驼嚼东西。有次老师不在,我们兴高采烈地聊着什么,他说,每次他听到国歌,都觉得振奋而感动。我还记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认真又快乐的样子,那样一种由衷的流露和坦诚。我曾以为那是一个人可以说出的最私密的告白。

后来我们调开了。隔了一个大组,他坐在我前面一排。我们时常不约而同地看向彼此,笑着不出声地说“勺”。
后来他调到我们大组,坐在我前面。我们不说话。但我给同桌讲笑话时,他会突然笑起来。

后来他调去了隔壁大组,和我隔着一条走道。那段时间他没同桌。有次英语课,我忘了带课本,大概我的同桌那天恰好没来,英语老师让我坐到大威旁边去。我不肯。她很纳闷——此老师是公认的人品缺损者,又气氛,讥讽地说,“你不带书,还不肯和别人共书。别人还不想把书给你看呢。”又问大威,“你愿意跟她共书吗?”结果大威说“愿意”。她就暴跳了,大叫“她都不肯,你还说愿意?”又逼我坐过去。我还是不去。就罚站了半节课。

有次我们两个去院子里车棚后面的花园玩。不晓得这是如何可能的,因为每天放了学,都是我和黑黑们一起,大威和他的手下们一起,尽管同路,院子也相邻。那个花园在厅办公楼后,两面被办公楼围着,两面是食堂的墙。有很多花草,中间是个配电房,黑沥青的房顶,一侧低,一侧高,巨大的黑色缓坡很神奇。
我们坐在房顶上说话,天黑之前,到植物丛中,看到一朵很好的花,大威说,我们一起种这支花吧,就拔了起来,连着一小块土。我们决定由他带回家,但算是我们一起种的。

后来我们天天打电话。那时家里的电话都是单位装的,由总机转各家的分机。我还记得,傍晚站在书房的紫黑色木柜子旁边,能够到电话,但看不见柜子上面的镜子。有时正在吃午饭,电话响了,我妈或我爸去他们卧室接听,说是找我的。他们继续在厨房吃饭,我就站在他们卧室的书桌旁边,说家里的猫,欢欢。以及天南海北。

再后来我们又成了同桌,仿佛很顺理成章。有次家长会后,我妈说,大威的爸爸给她讲,“他们两个在一起蛮好的。”我妈纳闷,说她当时心想,“他们两个怎么可能蛮好呢?”大概因为我在家里并没有怎样提过大威,却常讲起几乎所有的同学,而且从前又打闹得不可开交。

有天下午,放学前的自习课,全班都在聊天。前排一刘姓女生侧过来问大威,喜欢的女生是谁。她把班上唱歌跳舞的女生一一问到,大威都说不是。她又把老师的宠儿问一遍,大威也一一否认。她突然指着我,问“是她么?”大威不吭声,低着头。她又问,“是她?”大威还是低着头,刘氏就很亢奋的重复,“是她?”
从刘氏一开始提问,我就侧身去找旁边大组的人说话,并显得谈话投机,并不在意别人的热闹。

毕业考试前不久,有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当然是和黑黑们一起,穿过建展馆旁边那片台球摊子,黄石突然不晓得从哪里窜了出来,踢了我一脚,大喊“你敢欺负周××,你敢欺负我们老大!”我极惊诧,完全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又很愤怒,莫名其妙地就被踢了一脚。

第二天问大威他跟黄石说了什么,他很纳闷,不晓得我要问什么。我不愿意说出被黄石踢了一脚的事儿,总觉得很屈辱,愤慨。就干脆不再理他,他找我说话,我就当成没听见。两个人各自沉默着,成了老师不在的自习课上最安静的人。

小学毕业考试后,全班集合。他数学考试九十四分。安静地坐在那。
而我早已记不清自己的分数。

初中分班。我在二班,他在九班。教室从来不在同一层楼上。运动会上偶尔可以听到他的名字。
初二时的一天中午,阴天,很冷。我在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买喝的——是个很小的门面,突然走进来一个人,我们并排站在柜台前,买各自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小卖部在另一个时空里,没有声音,也没有时间,是雕塑的一块局部,石头艰难而生涩地挤压在一起,尖锐与棱角死一般地抵消着彼此。
那天我穿着红棉靴,深蓝色的大衣,袖口和衣摆上有道宽宽的红边。我根本就没看清那个站在我旁边买东西的人,但我知道,那是大威。

写到这里,我感到惊讶,我竟记得如此多的细节,我竟一直记得这些却从未想起过。都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啊,至少十五年。那时我还是个迷糊的小学生,对未来全然无知,对身边的人事也不及别的小孩那样精明或有条有理,一到寒暑假就回西安,成天呆在房间里,用纸张、剪刀、彩笔,和胶水,发明些重复而鲜艳的立体之物,并在七月二十三号那天,拨通一个总机,怯生生又故作老练地说,“请转×××”,在听到第一声“嘟”后,紧张而急促地刮掉电话,不让自己来得及说“生日快乐”。

Continue reading »

坐在四年前的玻璃窗边

    1
  中国领事馆就在时代广场旁边,一条坡路的尽头。马路对面几个人举着横幅:停止迫害某某功。
  排队在我前面换护照的,是个打工妹模样的女人,我瞥见她手上的(中文)表格,要求选性别的一栏空着,“别名”一栏里却填着:女。工作人员问她来美原因,她说政治迫害。“具体是什么迫害?”她提高声调,一再重复“政治迫害”。没给她换,就走了。
  
  惊讶此功还在宣传。我还以为闹剧都是短暂的。但有了关乎生存和利益的东西在里面,浮沫也仿佛生生不息了。
  想起十年前,有天吃晚饭时看新闻联播,罗京一本正经地播报:“李某某当初是部队乐团里吹小号的。”笑死我了。感觉这话和罗京严肃的表情极不协调,甚至都不像书面用语。而罗京竟然已经死了。我总觉得他的面孔从来不曾老去,就像他喜欢的京剧里的脸谱,画在了傍晚七点的电视屏幕里。
  
  2
  看到了印第安人。在地铁站,听到一阵奇异的音乐,见三个扎着马尾辫的棕种人,典型的印第安人长相,穿着牛仔裤和白T恤,其中的两个边弹边唱,一个吹着什么。那音乐太奇特了,我一听到就想哭,我以为那是躺在荒山上看天的欢乐,天还没黑就觉得这毫无遮拦的面对简直就是惨伤的。
  我掏钱,放进摆在他们面前的书包里。书包立着,口上别着一张美元。他们见人给钱,就露出一抹奸诈的笑。
  
  他们身材矮小,还都低着头演奏。其中一个弹拨着一个很小很小的乐器,感觉他几乎要缩进去了,连手都是蜷缩着的——那怯生生,又忍不住撒欢似的,生命的愿望与厌倦。
  
  3
  晚饭后没事,坐在公交上看街景。有一站上来个老人,老得看不出年岁,投币时司机问他话,他不晓得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但回答的声音太小,以至于坐在前面的一个乘客抓住他的胳膊,问他要去哪里。他转过身——是中国人,但神情酷似博格曼《野草莓》里那个自私而冷漠的老教授。
  
  想起去年底在武汉时,有天听见黑黑的奶奶在电话里说,“她那怎么不来看我?喝了几滴洋墨水就不认识人啦?”吓得我赶紧去买了束花去黑黑家。
  那天正好是黑黑爷爷的生日,有个亲戚也在,是个老太太,据说已经九十多了,但每年爷爷的生日,都自己从汉阳坐车过来。我和黑黑出门的时候,就顺便把阿婆送去坐车。她坚持要坐公交,黑黑把她的包给我,让我赶快去拦辆的士,她扶着阿婆慢慢走。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听见黑黑跟阿婆说,下车前,问司机要找的钱啊,他应该要找钱的。
  
  4
  每天晚上在时代广场坐大巴,穿过哈德逊河的河底隧道,回新泽西的宾馆,十分钟就到了。比起四年前,在纽约已经没了那种回家的舒适和欢天喜地——在哥伦布住惯了,成了乡下人,不喜欢去个什么地方要跑那么远,坐地铁觉得憋气坐公交又堵得走不动,觉得街上女人的鞋像踩高跷,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摔一跤。
  
  坐在大巴上,看哈德逊河对面的曼哈顿,灯都亮了,像一副金碧辉煌的剪纸——
  小时候,妈妈一个同事,喜欢安静的小情趣,椅子掉了漆,就用金银锡箔纸,剪了一排阿拉伯宫殿,一千零一夜里那样的,贴在椅子上。她爸爸住在将军楼里,她是最小的女儿,高挑的小公主,嫁了才子,但体弱多病,煤气罐子都是她一个人扛上五楼。后来还是病逝了。她常落泪,每天晚饭后挽着婆婆的手,在楼下散步。好在儿子懂事,也大了。
  
  5
  晚上读《都柏林人》。喜欢那些几乎没有波澜的短故事。有个故事,讲两个老姑娘办的聚会上,人们讲起一家可以免费住宿的修道院,那里的修士不说话,每天早晨两点起床,睡在自己的棺材里。“为什么呢?”老姑娘回答:这是规矩。“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呢?”“为了给世人赎罪。”“睡得舒服点,难道就不能赎罪了么?”
  还有个故事,讲一个孩子和一个瘫痪了的神父。他们是好朋友。神父第三次中风后,快死了。死前几天,孩子每天晚上去窗口张望,见灯光还是一如往常,微弱而均匀地亮着,就知道神父还没死,因为死后的尸体旁边,会点两支蜡烛,他会看见黑暗里摇曳的烛光。
  
  多少书面的往事,写在风吹不散的地方。四年之后,我已然是另一个人,从过去的自己中长出来,像结了果子,或脱掉一件衣服,露出生命内部那饱满的核,看着它,我感到欣喜,和平静。
  
  
  2009.09. 纽约归来
———————————

    sitting

Continue reading »

句子

在图书馆的网站上订的书到了,下午去学校拿。经过健身馆和系楼的时候,恍然感到一阵无所谓观看的熟悉,仿佛这里已是归所。可这只是错觉,几年之后,读完博士,就得走人了。
好久没去德国村的小书屋了。一栋内战前的红砖楼,里面像个迷宫,有木制楼梯和低矮的阁楼,数不清的隔间,放着各自的音乐,彼此无门相隔,音乐却也不相互干扰。看到一本厚厚的《蕾丝生活指南》,觉得新鲜,翻了好半天,主要是在指导女人之间的性生活,偶尔配以图片,传道授业解惑也。

还看到本简装的《都柏林人》,很便宜,就买了下来。其实来哥伦布后,基本就不买书了,因为想看的全可以在图书馆借到,又因为那些书都不是热门,所以我可以无限期地保存下去。记得去年有阵子想看《都柏林人》,竟发现学校图书馆没有,倒是忘了当时为什么想看。
书的前面有篇介绍,说乔伊斯的这些短篇,和契诃夫很像,都是几乎毫无修饰地写出大事件之外的小人物,真实地让你读到它们,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了里面。

从德国村回家的路上,路灯已经亮了,天边并不怎样遮掩地露在路尽头,晚云像紫红的水墨,从暗蓝的天色里不知是渗出来还是渗进去。
从前是坐公交出去转悠,公交的底盘很高,坐在窗边看新鲜,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巡梭使,充满了高兴的傻气。后来买了车,感觉一下子低了下去,像在贴着地面潜行,仿佛真的住了下来,钻进生活里安静地潜行。

生活是个句子。放在小说里,是个情节,前前后后,谈不上承上启下,不过是滑了过去,像水淌过岩石;放进诗,就成个直白的修辞,让人没法把真切的梦从现实里一刀刀地刮下来。或者这个句子只是写在了纸上,甚至并不写下来,像傍晚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每天就那么亮了,又安静地灭了,每天都是这样。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