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五月 17th, 2009

河边女人

这几年在哥伦布,头发需要剪了,就去一个大连女人那,齐齐地剪短点,不要任何花样的。因为最开始不知她手艺如何,万一弄得难看,就够郁闷。她四十多岁,来美国前在一家国营理发店工作,离了婚,有个儿子,学医,考进第二军医大学读研,她为此很自豪。为了不交税,她的“理发店”是私人性质的,就是她租住的公寓里的一间房,名曰“子琦美发屋”,布置得很地道:镜子、水池、座椅、白布单、发型杂志,总之,该有的,也都有。去理发的都是中国人,有学生有教授,先电话预约——她只在周末理发,平时在麦当劳打工。因此,她把那家麦当劳称为“我单位”。
大概两年前,她信了基督。给人理发时,神叨叨地劝人信教,加入教会组织。据说有时她从“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你认为什么是幸福?”问起,直到气急败坏地说,“你满足于没有信仰的生活嘛!”但手并不停,按部就班地给你理发。
她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看上去比她年轻些,略有小白脸气质,公寓的墙上挂着很多相框,都是他们在自然公园的合影。她称他“老公”,理发时如果他不在,她就喜欢讲起他,“我老公”如何如何,“我老公”如何如何,像有些热恋期的少女,甜兮兮地叫男友“老公”。为此我隐然觉得他们并没有结婚,但她要这么称呼。有次她说她老公好享受,他们一起去纽约换护照,她想省钱,住华人区的便宜旅馆,但他非要住曼哈顿的豪华酒店,也只好依着他。如此说来,我的印象还算准确。

她信了基督后,经常在华人的教会组织里忙和,多了很多“姐妹”,乐此不疲。大概她老公也信基督了,有时听她抱怨他,“成天就在教会呆着,家里的事也不管。我说那就都饿着吧,随便弄点东西填肚子。”去年初,她半怨半怒幽幽地说,她老公早晨开车去上班,见两个中国女生在雪地里走——刚来这里做博士后的——他就让她们上车,把她们载去学校了,之后每周都开车带她们去超市买菜,问她们需要什么,就把家里的东西拿去给她们。“有了信仰的人就是这样无私,唉,完全不为自己着想,只替别人想。”我听后想到,教会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后来,听说她烦起了博后,常对去理发的人说,“我最看不起博后。工资那么低,还心甘情愿当苦力。”倒像国内的学人,混得好的,听说谁在做博后,便心知肚明地笑笑,也不说破。但北美的情形不同,博后常是件好差事。但她不爽博后,显然与此无关。她还说她儿子,考研究生考了“全国第一”,大家也都听着,没人多问。

去年我回国大半年,也懒得收拾头发,习惯了最自然的样子,觉得“发型”已是多余的东西。七夕那天下午,黑黑去发廊洗头吹头,我陪她去,顺便也把我头上“那床棉被”剪短点。“不要发型,剪短、剪齐就行了。”发型师很惊讶,百般推销,我百般坚持,便也只好按我说的,剪短,剪齐。但他怎么也剪不齐,都买了单,又修补了几次,还是多出一块。黑黑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别人大概从来没剪过你要求的样子。
回家后我妈说,看来那个大连女人是真的手艺好。我回想了一下,她每次都是三下五去二,就剪好了,长了很久也仍是齐的。想来当初的国营理发店确实训练过硬。我又忆起初中时读到的一篇课文,谈写书法,李苦禅说,最难写的就是“一”字。只是记住了这句话,也不晓得谁是李苦禅。真功夫,总是在看似最简单的基本功里见出的。笔划多了,花样多了,就杂了,容易以假乱真,蒙混过关。
如此一想,便有些对大连女人肃然起敬。习练过一门手艺的人,生命里有踏实的东西,让人坚实地站在大地上。

前段时间,听说大连女人就要离开这里了,大概八月走,因为她老公申请到了去新加坡读神学的机会。以前她说她老公在一家公司工作,做化学实验之类的事情。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又听说去年来的中国男生,把去理发,称作“去河边女人那”,像个噱头,因为她住在奥兰坦金河路(Olentangy River Road)旁边。
可我以后去哪里剪头发呢?当然,到处都是发廊,但我已经日渐觉得,那一家家被发型海报、数不清的镜子、做头发的罩子、器具,和药水,弄得花花绿绿,迷离不堪的发廊,是身外的迷宫,与己毫不相干了。那间保留着八十年代国营理发店风格的“子琦美发屋”,竟在切近的记忆里,素净地勾勒出一小块生活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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