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三月 26th, 2010

伯纳塔

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人,如今我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梵高,和伯纳塔。后者是开普敦大学的教授,写了本极端的书,叫“最好从不生存“。他说生存对生存者来说,总是一个伤害,因为——来,做个帕斯卡尔式的图表:
没有痛:总是好的。
没有乐:如果没有一个人已经在那,被剥夺这个“乐”,乐的缺席,便谈不上不好。
生存难免苦乐相伴。可若是一开始就不出生,既不用经受痛,也不用体验欢乐缺失之苦。比较起来,生存总是不如不出生。于是,从出生者的利益来考虑,我们总有一个道德上的理由,不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便是伯纳塔的反生育论,与灭亡论的理论起点。

为了让这个极其反直觉的论点显得不那么不可信,他举例人生中有多少苦痛啊,不说大的,就说日常的,若不持续啖饮,就得持续经受饥饿与干渴。他还说,人类的选择性记忆、适应性、和与弱者比较等心理特征,造成人类认为自己的生存是一种福祉的自欺。

他来系里访问时,我问他:可这些心理特征,就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就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你为什么要认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判断,是自欺,而非属人的判断?
伯纳塔是正统犹太教的素食主义者(kosher vegan),系主任到处找可以做kosher vegan的餐馆。我问同学,vegen和vegetarian有什么区别?“后者吃奶制品,前者只吃豆制品来补充蛋白质。”我在心里发笑,难怪他觉得生存这么痛苦呢,如果他改变饮食习惯,说不定就会写另一本书了。

伯纳塔清瘦,看上去挺年轻。第一天讲座,戴了个正统的犹太黑帽;第二天客座我们的讨论班,戴了顶酷酷的棒球帽,思维敏捷,言谈幽默,让人出奇地放松,又喜欢他。说到一个人的生存于他总是痛苦,而于别人而言,又是莫大的欢乐时,内森举例梵高。内森举例梵高的某病症时,自己并不确定,伯纳塔说,“没关系,反正他耳朵已经割掉了,听不见。”说完后眨眨眼,像六小龄童,像孙猴子,像每个无忧无虑快乐的孩子。
系主任收藏酒,在占据了一面墙的柜子里铺开。布莱恩问,干嘛收藏这么多酒。伯纳塔笑嘻嘻地说,有这么一个笑话:男人买酒回家,女人皱眉,“你不是昨天刚买了一瓶吗。”男人说,你不是有一本书了嘛,怎么又要一本。

伯纳塔是大家见过的最喜欢讲笑话的人,信手拈来的笑料,闪着温和的智性。后来我想起,这从他的书中就可见出:注解里,经常点缀些不动声色的小笑话。比如伍迪艾伦的电影里,一对恋人在餐厅,边抱怨食物难吃,边嫌量少。伯纳塔说,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同时抱怨食物又少又难吃,还说得说去。但这对吃着玩的恋人,同时抱怨少和难吃,仿佛有点搞。
又比如密尔提倡过分穷困的家庭不要生太多孩子。有人说他阶级偏见。伯纳塔为密尔辩护:密尔可是对所有阶级一视同仁的,他在淑女绅士的舞会上散发避孕传单,还被抓去坐牢了。看得我大笑。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模范恋人,举动太直率了。

写苦乐在人生中的分布时,有个注释,说某中学校长,对江郎才尽的少年天才说,“我看到你背后有一个光辉的过去”——完全是“我看到你前面有一个光辉的未来”的语气。话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讽意,我很喜欢。不晓得为什么,对于灵光一现之物,我本能地没有好感,无论那是才华还是情感,若无深厚的积淀与持久之力,仿佛并无多少可喜之处。在,便永在;不在,便不曾在。改变的,只是在或不在的呈现形式而已。灵光一现,就是不在的一种呈现吧。

后来我问内森,你为什么觉得梵高有受罪的一生呢?他举出那些事实——仿佛我不知道,可,“难道你不认为,一个人如果能画出那些挚烈,他的苦痛便早已不能被称作苦痛?”内森和其他人都一脸纳闷。也是,我干嘛要跟他们说这个——那些接受了太多断然的二分的人:命题的真与假(the truth value of a proposition),结果的好与坏(utilitarianism/consequentialism),生命中的痛与欢乐。就像人类有双足,带上的镣铐也一定是一对清晰截然的铁环,一左,一右。
过几天便是梵高的生日。火相星座的人,本就与火有关。那燃烧过并燃烧着的生命,如果说苦痛是燃料,那火焰便是欢乐了——苦与乐,又如何能分得开呢,比如一张纸的两面,比如用来观看的黑色眼睛。

伯纳塔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献给我的父母,尽管他们让我来到人世;献给我的兄弟,尽管他们的生存于他们而言是伤害,于别人而言却是恩惠。
据说他是真心相信自己在书中表述的观点的。那么,他的生存,或许于他自己而言是个伤害,对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来说,却如站在一片空地,仰面看到初冬的第一场雪,在稀薄却敞亮的阳光中,缓缓地,落在自己面颊。那融化,安静得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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