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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或友人

最后一次见到王玲的时候,她并没有看见我。那时学生还在外文书店买书,中南路上的那家外文书店最大。我一直住在中南路,但小学毕业那年,王玲就搬走了。

 

人并不选择谁是自己的朋友。碰到,就是了。从小便是这样。我和王玲是小学同学,家也住得近,只隔了一条小巷和几栋楼。那时小学放学,孩子们排路队回家。我们在二号路队,黑黑、涓儿,和汤也在二号路队。每天我们放了学一起走,去王玲家写作业。长方形的客厅,尽头有张饭桌,靠着墙。我们趴在桌上写作业、说话,或者玩捉迷藏的游戏,“红灯停绿灯行”。大概是有个人被蒙住眼睛,数到十,其他人就不能动了,蒙眼人就开始像盲人一样摸索,凭着声音的方向去抓人,谁被第一个抓到,谁就在下一轮当盲人。

很久以后,黑黑时常回忆起那张饭桌,虽然擦得很干净,但趴在上面,就会闻到饭菜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和气。而我也喜欢在傍晚时听见炒菜做饭的锅碗瓢盆声,闻到饭菜的香,这声音和气味,让我觉得自己正踏实地走在生活里。

 

王玲不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小孩,但父母对她要求很严,每天必须额外完成奥赛习题和一篇作文。因此她的学习成绩数一数二,数学竞赛也会拿奖。有的家长说,爸妈自己太平凡,因此使劲想让女儿出人头地。有天下午,王玲的爸妈已经下班,但我们还没从她家走。可能也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和王玲吵了起来。王玲忽然大哭,委屈地诉说他们平时逼她学习,要求她完成各种任务。她指着我们,“她们的爸妈都不这么要求她们,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么苛刻?你们让我的童年只有压力没有快乐,你们就满意了?”

我们几个小屁孩儿在旁边帮腔,尤其是黑黑,她是个头脑早熟的小孩,很早就看过很多大部头书,她在那一本正经地讲道理,比如家长不应该拔苗助长之类,几乎有点语重心长的意味。不知当时王玲的爸妈怎么想,是觉得哭笑不得,还是稍微有所反省。总之,他们并非跋扈的家长,所以后来我们放学后照常去王玲家写作业,大概也是因为王玲的爸妈多少比别的家长更加随和且通情达理。

 

王玲渐渐有了一种学究气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发生了两件事。先是音乐老师突发奇想,要搞个“民主选举”,来选音乐课代表。每人一票,票数最多的人当选。忘了出于什么原因,票数最多的是班上的一个“差生”,叫彭叶,胖乎乎的,脑袋特别像冬瓜。有可能他当时擅长唱某支流行歌,或他爸爸从港台带给他了一些磁带,抑或大家的确有点恶作剧的心理,便有意无意地商量着选他。

音乐老师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姓张,高挑美丽。她看到这个投票结果,觉得大家是在戏弄她,当场就气哭了,去找班主任告状。而班主任也是个苗条清秀的小姑娘,当时正在和一个青年军官热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显示出生气的样子。

已经很是少年老成的王玲发话了,大概意思是要重视程序正义(当然她没有用这个词),不能预先认定某学生不配当选,那样是对学生不尊重。王玲不大有小女孩花里胡哨的打扮,多是齐耳短发。或许因此,她有了一种连年轻美貌的班主任都没有的“威信”样的东西,以至于她发完言,班主任和音乐老师都只好按她说的来,让同学们获得了他们选出来的音乐课代表。

 

另一件事,是班上转来一位并不完全算留级的女生。她叫严春华,当时已经十五岁了,而且外形和气质都非常“有女人味”。她像——也确实是——大姐姐一样对待班上的同学,大家都很喜欢她。据说智力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总是通不过小学毕业考试。但在日常的表现里,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同学们想在毕业考试的时候帮她,让她毕业:把自己的试卷给她抄。

但王玲反对作弊,认为是什么水平,就考什么水平,不能不劳而获。而且,她说,“就算这样混到了小学毕业证,又怎么初中毕业呢?在现代社会,不能小学毕业和不能初中毕业有什么区别?”大家觉得王玲说的不是没道理,但又觉得这本就不是一桩讲道理的事。最后协商的结果是,王玲不参与帮助严春华,但也不向老师告发我们的计划。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王玲搬家了。搬出中南路,去了当时新建成不久的梅园小区。那是九十年代中期,人们大都住在单位的院子里。居民是各种不同的人的“小区”,还是个新鲜的东西,比如里面会有露天台球摊子,像港台电影。

 

现在看来,梅苑小区并不远,就在中南路尽头,往那片住宅区里走一阵就到了。但在当时,去王玲家却有种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的感觉。我和黑黑、汤,以及涓儿总是结伴而行,为了抄近路,穿过军区大院。我们得穿过一堵墙。那墙有扇小铁门,门边是养军犬的狗舍。经常有只巨大的狼狗,自由自在地坐在路上,没有被栓着,旁边也没人管它。我们总是心惊肉跳地潜伏好久,等其它过路的大人出现,才敢跟着穿过铁门,那时有种在生死之间的抉择感。
那扇铁门的马路对面,有个很大很美的庭院,里面有整齐错落的葡萄藤架和干净的长椅。庭院里通常没人,有时我们从王玲家回来,在庭院里疯闹。有次汤带了条新围巾,大红的,她得意地说是她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涓儿说,不是从香港,是从乡下带来的吧?说着,便忽然抢走了她的围巾。汤要去她那抢回来,她就抛给我或黑黑,那条红围巾在我们中间传递了好一阵子,汤气哭了,我们才罢手,又良心发现地去安慰她。小孩的无聊和恶意,就像天真和好意一样,来得莫名其妙,也去得莫名其妙。

 

因为数学和作文竞赛王玲都获了奖,升初中时她保送去了华师一的竞赛班,而我们三个都去了学区里的武珞路中学。

 

印象里,直到初二的暑假,我们还会在假期相约去王玲家。平时倒是不大联系,尽管家里都有了电话。那时我迷足球,也喜欢踢,有次学校组织春游,我带了个足球去,还一路带球回家。每逢期中和期末考试,都要穿上尤文图斯队服,戴上队长袖标。但初中学校的操场正好在校门到教学楼之间,学校禁止在那儿踢球,怕砸到人。于是,初二的暑假,在王玲家听说她们学校居然还有女足联赛,便羡慕坏了。

 

高中去了王玲的学校,女足联赛却因故取消。她仍然在竞赛班,里面只有十来个学生。高一过后,王玲从竞赛方向转为高考方向。大概因为初中不同校,且仅有的来往都是和黑黑们一起,所以到了高中,尽管时常碰到,却有种本该熟识,却挺生疏的尴尬。所以一般只是打个招呼,至多寒暄几句有的没的。她仍然广泛阅读,认真学习,甚至仍然留着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式的短发,衣着朴素,从不穿裙子。

大概因为习惯了认真,她看人的眼神似乎带着审视,让人略感不自在。记得有次在厕所碰到她,那天我穿了件有点新奇的灰色外套,样子像宇航服,只是袖口是拉链,可以像鱼鳍一样把手锁在袖子里。王玲的眼神挺严厉,像在批评这种追求标新立异的倾向,以至于我差点想直接逃走。

 

高考之后,听说王玲报了中科大英语系,让人觉得纳闷。我在外文书店下楼梯的时候,看见她,站在书架旁边看书,目不转睛、认真地皱着眉头。我忽然想起,小学的时候,她偶尔会在脑后扎一对小辫子,走路时,从后面看,非常活泼,但从正面看,只有她哈哈大笑的时候,才不让人觉得不协调。她爸爸看上去也是刻苦而深邃,大概因为有年纪,所以眼神里更多是包容,而不是凌厉。王玲长得倒是很像爸爸。

上大学之后,听说王玲转去了化学系,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她的初中同学——同班。听说王玲还是和从前毫无二致,一心学习,成绩很好。中科大俗称“美国附中”,毕业后大量学生去美国读博。但毕业时听说王玲没收到美国的录取通知,去了香港。

 

差不多十年没有王玲的消息。

 

去年在黑黑家聊天,她忽然说起,“你还记不记得王玲?去年她在微信上找到我,还约在必胜客吃了顿饭。她现在在区里新成立的机构当公务员,有个女儿。她来问我,想在我们住的小区买房和买保险的事。”

“就你们两个聚的?”黑黑想了想,说,好像汤也来了一下,很快就走了。我觉得搞笑,怎么会这样,难道不一起吃完饭再走么?黑黑也不记得具体是怎么回事了。我问,王玲现在是什么样。“还是以前的样子。”

 

之后王玲和黑黑之间也没了联系。而我和黑黑、汤,还是日常性的聊着天,有机会的时候闹腾着聚会。我们在中南路上长大,又陆续离开、回来相聚。现在想来,或许王玲更像一位邻居,没住多久,就搬走了。邻居搬走,就去了记忆里。但倘若做了很久很久的邻居,就成了走不散的朋友。我们总是在那,就像几条小路,路的一端汇聚在一起,另一端,延伸去不同的方向。生活在路上走来走去,把新的拉回旧的,把旧的带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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