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一次休息

“逻各斯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题记

悲伤是一次休息
悲观也是。
这个冬天太长了
积雪不愿化掉
沾上尘土
就留在了世上。
世界从来不是我所认为的样子
然而这无关紧要。
在的仍在,
不在的
仍在被杜撰
或怀念。
教学楼的厕所墙壁上曾有很多涂鸦
比如:每个人
都应该去
和书店门口的那个乞丐
说说话
他是个很好的人。
如今墙被刷成漆黑
黑得发亮
几乎能照出人影。
我看见图书馆门口
有个年轻的学生
坐在地上
盘着腿,腿上趴着一只很美
很谦虚的导盲犬
他衣着整齐,背着书包
戴着帽子
雪飘在帽檐上
还没落地,就化了
他是不想把狗带进图书馆么
尽管是允许的。
我常觉得自己也是盲人
不仅因为雕塑
之眼只是一个简单的凹陷
听觉比视觉更真实
触觉比听觉更真实
尽管
很多时候
手都放在虚空之中。

悲伤是一次休息
悲观也是。
艺术家拿起一块现实
把它晃匀,晃浑浊
就有了一件作品

滑梯上的积雪滑了下来
折叠在滑梯口下
路灯照着它
像条温暖的毛毯。
社区里有家神经病医院
(注意,
不是精神病院)
偶尔有病人或老人
转圈散步
和我迎面碰上——
已经走了两圈
或三圈
仿佛就要这么一直走下去
在同一个地方
碰见陌生的人
陌生的事物。
社区里大方的猫看见我就随地打滚;
房子和房子之间的树枝
在傍晚或阴天
呈现出神秘的蜷曲;
车都整齐地
停在路边
仿佛交通顺畅的马路
在时间上的
一个切片——
哦,道路、时间
多么让人着迷的词
还有那些被反复言说
却总也说不清的
不在
又不得
不在的事物

在纯粹理性中永居
或已然死去
什么曾被暗示,什么将被默许

悲伤是一次休息
悲观也是。
艺术家站在生活面前
等着自己
沉淀完毕
于是有了一件作品

译聂鲁达:整一

 

有个浓稠的东西,整一地,呆在深度里
重复着它的数,它的同一的征兆。
多么明显:石头触摸了时间
在它们精炼的物质中有年纪的气味
海从盐和沉睡中带来的水的气味

我仅被一件事物所环绕,一个单一的时刻:
矿物之重,蜜之光,
它们黏住“夜”这个词的声音:
麦子、象牙、和泪水的色调
皮革、林木、羊毛之物
古旧的,衰败的,整一的
在我四周聚拢如墙

我沉默地工作,在我之上旋转
如乌鸦于死亡之上,如乌鸦在悲悼之中
我在冥思,孤立于季节的广阔
在中心,被静默的地理所环绕:
一个片面的温度从天空落下
被混淆的整一体构成的渺远王国
在我周围聚拢。

Unity

Pablo Neruda
Translated by Clayton Eshleman

There is something dense, united, settled in the depths,
repeating its number, its identical sign.
How it is noted that stones have touched time,
in their refined matter there is an odor of age,
of water brought by the sea, from salt and sleep.

I’m encircled by a single thing, a single movement:
a mineral weight, a honeyed light
cling to the sound of the word “noche”:
the tint of wheat, of ivory, of tears,
things of leather, of wood, of wool,
archaic, faded, uniform,
collect around me like walls.

I work quietly, wheeling over myself,
a crow over death, a crow in mourning.
I mediate, isolated in the spread of seasons,
centric, encircled by a silent geometry:
a partial temperature drifts down from the sky,
a distant empire of confused unities
reunites encircling me.

Donald D. Walsh的译本中,倒数第二行,an ultimate empire,最终的王国。
Eshleman则译作a distant empire,渺远的王国。

查理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长得像“查理”。第一次看到他,至少是七年前了,在学校街边的麦当劳,他迅速吃完了桌上的食品,急促地自言自语,又忽然起身,在各个座位间近乎跑的转来转去。

查理有些谢顶,稀疏的黄色短发耷拉在脑袋上,穿件半长的黑色风衣,无论在室内还是在街上,都急匆匆地步行,边走边自言自语。除了麦当劳,在另一家当地汉堡店也常看到他。大概因为他的急促,查理从不显得沉郁,并让人联想到不曾认真记忆过的不知所云的幼年和欣快。

零八年我回武汉了大半年,刚回到哥伦布,就看见查理急匆匆地走出麦当劳,提着个纸袋子,快步走到街上,热情地自言自语着。

这让我想起在武汉时,一位友人想写部小说,小说中的每个时代,都安排一个疯子出场一次。疯子叫刘三湾,有时出现在雨中的废弃窑洞中,有时在路边抢行人的馒头。许多人都死去了,他却活过了一个个世代。人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岁。

——查理竟有点像活生生的北美版刘三湾,只是比起秦巴风情,他更单调,还带着山姆大叔那种说真也不真说假也不假的傻乎乎的积极劲儿头。查理像此地的一个标识,比千篇一律的小城建筑更让人亲切地认出这个地方。

前年底,我在汉堡店排队买吃的,瞥见一个餐桌边的女人,木木地坐着,双眼斜视,好半天才吃一口东西,也分不清她是在咀嚼还是低声念叨什么。她有一头浓厚的深棕色卷发,皮肤白皙,挺丰腴的。忽然我发现查理坐在她对面,面前摆着很多食品。后来我也偶尔在汉堡店看见他们。查理坐着,很安静。

过了段时间,还会在那儿看见坐着的、安静的查理。对面没有人,但桌上有两个餐盘,里面都是满满的食品。一份在他面前,一份在对面的桌上。

又过了段时间,查理像从前那样,急匆匆地走在街上,仿佛快活地念叨着什么,有时手上拎个纸袋子,有时腋下夹个包袱样的文件夹。我觉得有趣,他总是这么急匆匆的,是要赶着前往什么地方吗?可为什么,当他总在附近打转,却又从不沮丧。抑或他要前往的,正是此处——就像我每天散步,走了那么多路,却还在原地,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还在一个又一个新的此处。

议人

数月前与子路谈及八卦这个现象。他对此不报以好感,也极少参与,理由是,议论他人时很难不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在场的他人成为被判断者,判断者便仿佛因此而带上了某种伦理优越感,凌驾于被判断者之上。
我顺着他的思路想,“议论他人”,这个说法本身即暗示着,被议论者不在场,即,“在他背后”。而“在背后议论他人”,这个说法本身,就多少有些不光彩的意味——君子恶称人之恶者。议论他人时常涉及他人之失,却又不是当面有建设性地提出建议,所以显得不恰当。
但一转念,又觉得不尽然。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个理论,然后在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个关于价值的想法或思路。此想法能够驳斥上述两个理由,并对议论他人这一现象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和评估。

吉伯德从进化论的角度推测价值现象的生成。他认为,在原始狩猎社会中,规范性,首先体现为一种心理机制,即感受到必须如此的行动方向。这种心理机制形成于生存经验中,与他人、族群相互协调的过程——社会规范的协调作用和求生以及繁衍本能的驱动。
但这还不是在规范性概念的指引下行事。规范性概念生成于语言化之后的规范性心理机制。吉伯德强调了八卦的作用,规范性或价值概念正是生成于八卦活动:一个重要的人类活动。因为八卦即谈论不在场的人和事,使得人们之间能够经过协商而形成一种彼此都接受的相对一致的价值观。人与事的不在场很重要。因为惟有能够谈论不在场的人事,才能够让社群的价值观趋向于稳定,否则只能浮动于当下,依赖于在场的偶然性。

为了避免混淆,我先阐明:以上理论是关于价值或规范性概念的生成,其生活背景是相当原始的人类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描述性假说,试图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一个现象的源发,而并不涉及社群是否应该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念这类问题,这是在对一个现象进行好坏判断,而非描述性地理解。
我认为,倘若原始社群没有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价值观,价值这一概念便无法从语言中生成。惟有价值这个概念在其形成期有相当稳定和统一的内涵,才能使得日后的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成为可能。这时,价值观最初的实质内容可以逐渐退场,但其在社群中的功能保留了下来,并作为一种形式,与新的内容相结合。这个概念本身毋宁只是提供了一个功能性的框架。

回到八卦与价值概念的生成。我在吉伯德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想法:狩猎社群中,经由八卦生成的价值概念,主要是工具价值:物品的好坏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捕获猎物,人的行为的好坏也多取决于是否符合社群的规范性观念,即是否有利于族群的生存和繁衍。即,彼时的价值思维,是以工具价值为模型的,对价值的判定,多基于其带来结果——即为何“有价值的”和“有用的”,对不少人来说以及在某些意义上,仿佛是同义词。
而现代社会中,我们通常参与的八卦,则是自身价值观的发源地:即,在把个人看做自身目的体(参考康德)的前提下,考察作为目的的个人,如何在自身之中生成以及体现价值或善,而不是以他为社群带来了什么或他的某个行为能够造成什么福利为价值标准。这是一种新的思考价值或善的模式。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来,关于价值的区分是:工具价值和自身固有价值。自身固有价值,即为追求它而追求它;工具价值,则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果而追求它。Korsgaard挑战了上述区分。她认为,这个区分是混淆了两组不同的区分的结果:工具价值与自身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前者比如手术有利于健康,健康是自身价值,而手术仅具有工具价值;后者,比如你珍爱一个礼物,因为来自你的爱人,而未必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你很喜欢,这时礼物于你而言具有外在价值(“外在”是之于这个礼物,不是之于自己)。倘若这个东西本身你很喜欢——无论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东西于你而言,便具有内在价值。
混淆了这两组区分,即把内在价值等同于自身价值,把工具价值等同于外在价值。她认为这个混淆把工具关系误解为内在外在关系,但前者是因果的,而后者毋宁是授予性质的。以及把自身价值误解为内在价值,导致人的幸福——在很多观念背景之下——成了惟一的内在价值,然而这和生活现象不符:我们珍视一些物品,认为它们具有内在价值,可这些物品并非人的幸福。

我接受Korsgaard的论证。那么,跟从康德,我认为,既然个人是惟一的自身目的体,那么,惟有个人是自身价值的承载者。然而很多东西,人们所珍视,所宝藏的事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比如文化、作品、手工艺、传家宝、信物,等等。既然个人与值得珍视的事物是以不同的方式具有价值,我们对其进行评价时的思维也应当有所不同。
个人是自身目的体,是惟一的自身价值的载体。我要提示,八卦这个活动对于揭示和照亮个人的自身价值,可以并且经常,起到积极作用。接下来,我先反驳文章开头给出的两个反对八卦的理由,然后正面地论述八卦为何有助于揭示个人的自身价值及其多样性。

在议论他人时,人们并不总是对这个人进行总体性的价值判断,即他是个好人或坏人。毕竟,被议论者多是友人或相熟,议论他们的某个具体行为居多,考察具体行为是否有所不妥,以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与他的一贯“风格”是否相符,是否昭示着他的改变,等等。这与自己行动之前,在自己的头脑中或与友人商量,一起考量某个行动可能性的思维过程,并无大异。事实上,人在做出选择或权衡某个行为时,时常想象特定的人群(多是自己的友人圈)将如何议论自己,并在此想象中,得到及时的纠正或鼓励。
因此,议论他人,未必将自己形而上地或伦理地凌驾于被议论者之上。相反,人们通过参与八卦,在八卦中聆听、吸收别人的看法,而打开一番新的视野——这是独自冥思时无以获得的——以他人为镜,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八卦这一人类活动为修身养性提供了难得的外环境。

至于八卦时难免提及他人之恶。这要放在整体中看。世间无完人。人难免有过失,被友人注意到,在一起谈及,或许会商量如何以一种更妥帖的方式,对被谈论者进行建议。只要八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他人的过失中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是内心坦荡,报以善意或至少不心怀恶毒,那么,谈及他人的不美之处,又有何不可。能够面对友人或他人的过失,也不失是种勇气,以此,更警觉地反观自己的过失,并加以修正。

八卦活动集中地展现出个人的多样性。人各有其秉性,情趣。吸引人的议论,便是在多重视角之中,通过彼此的言语,展现出被谈论者的性情,并在叙述、评价、和描摹中,还原甚至创造出此人独有的人格风貌。
先在地持有一套现成的价值标准,并固执地将之应用于所有人,这更像理论家在作学术文章,而不是真实生活中品酒论人的活色生香、妙趣横生的八卦活动。相反,八卦活动正是松动、扩展一个人的固化的价值观的契机。一来,让他能够在多个视角的作用下,领会到另一个人如何在他的人生中构成一个独特的人格;二来,让他在这个领会中,看到关于自身的新的可能性。

以上论说了八卦这一活动对价值思维的积极作用。强调一下,我所论述的,是八卦“可以并且经常”具有这种积极作用,而并非“所有的”八卦或这说八卦“总是”具有积极作用。所以通过举反例来反驳,不是有效的方法论。另外,我不是对八卦活动进行全景式的考察和评估,而是聚焦于八卦之于价值思维的影响,来驱除一些误解,并阐明一些它所独有的特征。

Allen Gibbard: Wise Choices, Apt Feelings: A theory of normative judgment.(1990) Chapter 1, 1-4
Christine Korsgaard: Two Distinctions in Goodness (1983)

以下谈谈善与存在的一与多之辩。

根据《理想国》,灵魂的三部分之间倘若不能完美和谐,听从理性的统治,那么,这个灵魂就不是一,因此,就不是。即不作为一,一个个体,而存在。此时,“灵魂”毋宁是一个场所,彼此冲突的欲望、脱缰野马般的勇气,以及旁观的理性乱糟糟的,碰巧呆在同一个场所里。(我不把这个思路经由灵魂和城邦的类比映射于城邦。因为《理想国》从头以及根本就是在问:为何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更幸福,书中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所以,我有很好的理由不把此书看成政治哲学,而是关于个人灵魂的伦理学。)

总结起来,即:善的程度,即存在的程度,反之亦然。
我认为,这与自身价值的多样性,即个人体现善的方式的多样性,并不矛盾。从原本现象来看,人们用“善”或“好”来称呼各个不同,甚至迥然相异的人。这里有两个不相兼容的理论可能:
一、并不存在一个“善”,因为我们无法从平日见到的善的人事中看到一个共有的本质;二、日常语言是更可靠的真理指引者,倘若你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普遍共有的善的本质,那么,你必须可信地解释,为何长久以来,人们用同一个概念来指称种种不同的东西。在缺乏这个解释的前提下,前一个理论可能不可接受。(第三个理论可能是家族相似,暂不考虑。)我倾向于认为后一个理论可能更有说服力。前一个理由不充分,其极端存在主义的调子太文艺。

进一步考察,善是一个形式的概念或者说善这一概念具有形式的方面,可以与各种不同的实质内容相结合,构成一个具体的善,即个人形成并体现出的值得过的人生叙事。
这里的一,不是以上帝视角纵观人世,看到所有人的共同本质,而毋宁是个人作为行动者和人生筹划者,是一个自身统一体。即,一是第一人称的行动者视角:他把自身整体清楚,而不是涣散、茫然、毫无自律,被动而随波逐流地混过一生。他要作为一个一站立起来,在对善的追求之中生成并存在。
人的感性指向不同的地方,勇气也不尽相同。因此由感性和勇气构成,呈递给理性来进行权衡、思考的起点,是千姿百态的。所以,哪怕人的理性让人趋同,但因为于柏拉图而言人不仅只有理性,作为整体或者说作为感性-勇气-理性的构成体的个人,便是多样的。
多,则是从上帝视角或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观看世间那一个个的一,是如何本真地讲完自己一生的故事。林林总总,人生多样,上帝在人世之外旁观的时候,看到了多,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个个。多,即有很多一。甚至可以说,没有一,多,便无从谈起。比如石头,有它自己清晰的边界,是一个一;很多石头在一起,就是多——多个一。但倘若是一块石板敲碎了,地上一堆面目模糊的碎屑,那么,这时既没有多,也没有一,而只有“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即:a mere heap)

 

音节(343-350)

343

一个明确的发问,就是对思想的一次回答。

 

344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但我相信人类能够发明出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理论,并从中获得启发——在怀疑之中、之后,之外的相信。哲学里大概也没有成功可言,只有不断的失败,以及人们从失败中获得的启示,和智慧。从这个角度看来,简直有种又悲壮又诙谐的情绪——然而这无关紧要。

 

345

去超自然的或者说用自然的来解释自然,并不等同于现代自然科学思维。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子集或一个范式。另外,对超自然之物的诉求内在于自然——把人心看做自然的一部分。

 

346

妓女是对作为私有财产的女性身份的一个反抗,是女人的政治自由的最初体现,尽管这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

 

347

国家权威是虚位的,如鬼。大人用鬼吓唬小孩,鬼是虚的,作用是实的。倘若大人认为鬼实在,那么被鬼吓唬的首先是他自己。

 

348

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幸福的人各有各的乐处:不幸的人不愿养成独立人格,不自省、乐于见人之小失而忽视己之大失。幸福人却明白要把自己承担起来,而不是沉溺于固执于自我。我在努力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349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话才是野蛮的。把苦难正义化的努力,不仅是对正义的曲解,也是对野蛮这个概念的曲解。 

正义的最古老的定义:给他属于他的。这是一个与苦难并无必然联系的概念,反倒与最初“命运”一词的涵义相通,古希腊文moira: 属于他的那一份。那么,正义,即让一个人来到他的命运,来到真正属于他的。

 

350

太阳在浓艳的夕阳中醉了酒般缓缓睡去。

 

Carmen

 

Care amice, tibi est verum: venisti, vidisti, vicisti
sed mihi, inveni, eram, amavi et amo

te specto ut meam animam sentiam
te audio ut vitam canere incipiam

non dico, amor se dicit carmine——

sola res quae est aeterna est natura
viri sunt filii solis
feminae sunt filiae lunae

primo tecta et oppida fecerunt
vixerunt feliciter

deinde verba fecerunt
ut facta scribi possent

libertatem fecerunt
ut omnis vir esset suus dominus
omnisque femina esset sua regina

ardebant autem plura
bella fecerunt, bellis saeva invenerunt

atque pulchras pulchraque ceperunt
deinde fines fecerunt
ut sua tenerent

tamem, civitates et moenia et servitus fuerunt
fuerunt plura misera quam gaudia

e lacrimis deos deorumque aras fecerunt
atque homines spes in eos posuerunt

sidera fuerunt oculi deorum
terram spectaverunt et tacuerunt

sed spes quas homines in deos posuerunt
fuerunt gravissimae
sidera non erant oculi deorum

atque sunt mortes deorum
O, aeternae mortes
quae nunc noctem serenis luminibus spargunt

ambulo quaerens Omnia sidera
tene taedam mihi, care amice
dice mihi numerum eorum

video in flamma mortes fulgentes
atque vitas ardentes

mors est vita quae manet tempori
O, filius viri et umbra maiorum

 

 

Song

 

Dear friend, for you this is true: you came, you saw, and you conquered
but for me: I met, I was, and I loved and love

I look at you so that I may feel my soul
I listen to you so that I may begin to sing of life

I do not say love, love speaks itself by a poem——

the only thing that is eternal is nature
men are the sons of the sun
women are the daughters of the moon

at the beginning, they made houses and towns
and lived happily

then they invented words
so that deeds could be written down

they invented freedom
so that every man is his own master
and every woman is her own queen

but they were wanting more
they made war
in wars they came upon cruelty

they captured beautiful women and things
and then invented boundaries
to keep their possessions

therefore, states, walls, and slavery came to be
miseries were more than joys

out of tears humans invented gods and altars of gods
and put hopes in them

stars were the eyes of gods
they looked at the land and were silent

but the hopes humans put in gods were too heavy
stars were no longer gods’s eyes
they became the deaths of gods

O, eternal deaths
which now sprinkle night with serene lights——

I walk searching all the stars
Hold a torch for me, dear friend

Tell me how many they are
in fire I see deaths shining, and lives burning

death is what life remains for time
O, the son of man, the shadow of ancestors


歌者

大概因为年少时离死亡很近,我对他人的死亡有种漠然,也当真不认为临尸而歌有何不妥——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不是挺好的么。倘若我有遗嘱,那就是把我的骨灰撒到河里,或江,或海,都行。若有人为我送行,希望他是愉快而不是哀伤的。
近日某里尔克译者猝死,忽然有不少从前并未关注甚至听闻他的人,开始关注他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平时为何不关注,非要等人死去,仿佛这些目光都是死亡带来的——可是,死亡不也是普遍的么?人都有一死,固然我的死亡只有我才能亲历,但死亡作为死亡,则是有死者的共同终点。
我想把生死之间看得平滑,正如死本是从生中长出来的,是生,活出来的一个标点。
可一转念,又觉得,因为死亡而带来目光,和因为生中的其它而带来目光,又有什么不同呢,既然死亡本就是一生中的一个节点?于是笑笑。我不祝愿逝者安息或其它,因为逝去之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并不知晓。我只愿生者能更无悔地活下去。

对弈

关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治玉:

 

“我很惊讶的发现,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跟我脑海里想象中的是一回事。这种惊讶大概和天文学家的惊讶相仿佛:他们用极端复杂的方法在纸上计算出一颗新的行星的位置,抬头一看,果然在天上发现一颗晶莹明亮的具有实体的星辰。”——题记

那位奥地利贵族,B博士,最终还是确认了,在狱中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想象里,的确是在合乎规矩地下象棋,而不是兀自摆弄“一种昏热时的游戏”。
事实上,人的创造力如此有限,自由不过是从一套规则跳出,跳入另一条规则罢了,合乎既有规则的臆想比凭空捏造的臆想更容易,而毫无规则的任意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在那个虚无的房间里生存下去:人不是神,人无法无中生有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人是规则的动物,人合乎规则的栖居在大地——并不全然相同的规则。

《象棋的故事》是个棱镜,我从中看到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的生存,指向了我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人。

一、偶然性

B博士来自奥地利古老的贵族家庭,家族有个事务所,专门负责奥地利皇室和教会的财政事务。希特勒上台后,国社党逮捕了B博士,想从B博士口中套出皇室和教会的财产的线索。
他们审讯B博士的方式,并非通常的对待囚犯的那种残酷折磨,比如让他们做沉重的体力活或饥寒交迫,而是把他关在一个舒适的旅馆房间里,让他不知今夕何夕地独自生活。除了生活必须品之外,他能触碰到的,只有虚无。国社党人想用这种方式把他逼疯,让他思维混乱,以至于在提审中不得不供出实情。

有人或许会问,衣食无忧地安静独处,不是很好么,甚至,这难道不正是哲人所希求的生活状态?不被打扰,不用耽搁于世俗事务,全身心地投入于冥思?肉体囚禁于虚无的时候,精神仍是自由的啊,精神本就不受制于时空。
但B博士告诉我们:“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

这个答案的有趣之处在于,思想为什么需要在物的世界中寻找一个支点。

笛卡尔试图寻找绝对安全,不受制于偶然的认识论支点,他的方法论借助“非常清晰非常明确”的观念,从我思抵达外物。他认为最无可争议的观念是完美的上帝。可是,在基督教文化之外长大的稍有常识的人,读到这里,多半会对他的理论不耐烦——那不过是一个碰巧生活在中世纪末尾的敬神者的感受罢了。他这么感受,不过是偶然的,基于他的时代和环境的偶然。

倾向于接受灵与肉的截然二分的人,多半不承认这种偶然性。康德派的罗尔斯认为人的天赋和境遇是偶然的,因为人不可选择地降生于此,任何人都不能说配得上自己的天赋和家境和社会地位,只有理性才是真正属于个人的那一部分。
人们认为这个观点太极端了,我反而觉得他不够刨根问底:人配得上理性么?人,凭什么,拥有,理性?人拥有理性这个事实,难道不是偶然的?甚至,人配得上存在么?

人并不由灵与肉构成,就像一句爱的诉说,既是表达也是表达的内容。个人的生成需要他物,这是人成为人的支点和起点,人的一生就是对这些偶遇之物的回应,无论这回应是传承还是反抗。这个过程太偶然,以至于个人稍稍成型之后,或许会借助理性的反思来否定自己。只是,偶然性造就的人生是不可逆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承认偶然性,并带着并不颓然的感慨来欣赏偶然性的馈赠:天赋、境遇,和理性一道,塑造起的那个属于自身的雕像。

二、棋与世界

B博士被虚无折磨得几乎崩溃的时候,从挂在审讯室门口的一件大衣兜里,偷来了一本棋谱。这本棋给了他一个思考的支点,让他的精神得以立足——“我成天忙碌,但不感到疲劳。因为下象棋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优点:把全部脑力集中在一个局限得很狭窄的活动范围内,即便拼命用脑思索,也不会使人脑子萎缩,相反,只会使脑子更加灵活,更有活力。”

可当B博士彻底熟悉了棋谱中的所有内容,那些内容就成了房间里的虚无的一部分。支点融入自身之后,自身便需要另一个起点,因为生命本身是运动着的,起跑之后,它只能在另一个地方停下并出发。事实上,B博士在偷书成功,满怀激动地回到自己的牢房,发现那书是本棋谱时,既沮丧又愤怒。他觉得那本书如果是本荷马史诗该多好。

为什么B博士觉得,一本荷马史诗胜过一本棋谱?倘若他碰巧是个象棋爱好者,他会有不同的反应吗?我看未必。区别在于,象棋固然锻炼人的思维,但毕竟只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游戏。但一本史诗,能把人带入关于人类境遇的思索,并因此而把B博士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借助思想把他放回那个他来自其中的生活世界。

游戏把内涵于人类活动中的形式抽离出来,把生存中未尝没有的游戏感明确突显出来。人喜欢游戏,却并不能生活在游戏中,因为游戏还原不出人的生存所必须的那个浑厚驳杂,说不清道不明,却无所不包的广阔场所。人可以借助世界来理解游戏,反之却并不成立。而,人理解世界的过程,不是别的,正是理解并成为一个人,在世界之中立足一个自己的过程。人无法通过象棋来达到这些,无法通过任何纯粹形式的游戏来达到这些。

我当然不是反对纯粹形式的游戏,更不是反对属于游戏本身的玩的态度,十年前友人便如此评价过我:她把世界当成一个大玩具,她来这个世界就是来玩的。只是,玩,总要和乐相通才好,乐并不是从人世中过滤出来的纯净物——那太单薄、脆弱,和小气——而是无所不有的融通之境。不乐则无以成人,我们经由纯形式的游戏来阐明乐,却并不能在纯形式的游戏之中来到乐。

生活在一个虚无的房间里的B博士究竟最需要一本什么样的书,作为让他活下去的精神支点,这其实是个精确得几乎残忍的思想实验:人如何才能活下去。

三、敌人与他人

B博士厌倦了背诵和演绎棋谱之后,为了让自己的思维保持活力,只好自己和自己下棋——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弈预设了两个不同的思维,而自己的思维于自己而言是透明的。他得从自身中创造或分裂出一个他者。B博士在自己与自己对弈的过程中,把被拘捕被剥夺的怒气发泄在自己身上,不断地催促另一个自己快些下棋,因为催促而怒气冲冲。

愤怒是对僭越和剥夺的反应。僭越预设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剥夺预设了一个完整的自我。所以,愤怒对于囚禁于真空中的B博士而言,是个有用的情感,它一方面虚构出他者,一方面又确认着自己的存在。但B博士的愤怒强烈得过了头,当一个看守进屋查看的时候,狂怒中的B博士差点掐死了他——以为这个看守是对弈者,是他的另一个自己。

愤怒指向越界的他人,而屠杀性的狂怒甚至仇恨则指向敌人。敌人不是一个他人,因为敌人是一个要被消灭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共处的对象。我不太喜欢“抗阻”这个说法,尽管承认抗阻这个概念刻画着真实性的原型。
抗祖即意志的受阻,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呈现为一个工具的世界:自身之外的东西,要么是顺我之意、为我所用的利好,要么是需要被征服、被消灭的阻碍。以抗阻为焦点的世界观物化着他者,因为工具的世界里并没有一个自我之外的他人。

写到这里,忽然注意到“了解”的限度。处于战争的军队希望尽可能透彻地了解敌人,因为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征服敌人。但对待一个他人则不能如此,并非越爱恋,便越要去更多地了解他。了解过了头,就成了刺探,成了认识上的征服或占有。哪怕恋人之间,也应该有所晦暗,这晦暗构成了个人的边界和限度,人在这个限度之内保有成为一个人所必须的时空和心理场所。

又想起一则轶事。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课上,教授问我们,倘若你面对《理想国》里那枚能够让你拥有无限权力的魔戒,你会带上它,并像盖基那样杀掉国王而自己称王么?会那样做的请举手。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举手。教授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只是本能的不想。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人一旦拥有绝对权力,面对的,将是虚无。

四、有限与无限

小说中的两个主角其实是一组鲜明的对比:象棋冠军琴多维奇,是个对象棋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举止粗俗,人格鄙陋的乡巴佬,而出身于奥地利古老的贵族家庭的B博士则举止优雅,待人彬彬有礼。
琴多维奇想象力缺乏,哪怕作为冠军闻名世界,也仍然无法杀盲棋,但B博士钻研了几天棋谱,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棋局。
琴多维起生活在象棋里,但B博士通过象棋确认了,自己不能生活在纯粹的形式游戏之中。

茨威格这样描述琴多维奇:“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一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无限。”
琴多维奇局限在他的棋盘里,生活在象棋规则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他在那里磨练着远远超出常人的技艺,为人所惊叹,所不解,所仰慕,所宽恕。他是一根伸出了常人生活的触角,探测着人类思维的崭新的可能性。

B博士倒是茨威格笔下习以为常的人物类型。古欧洲的贵族,文雅、精致,优美地脆弱着。茨威格的文字无疑很迷人,但总是不愿去深入生命深层那些原始性的活力和张力。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缺乏一种终极的肯定性。我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小说缺乏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结局,这太俗套且做作。我是指人物和俗世本身所蕴藏、所容纳的力量。茨威格似乎无意查看并带出它,反而过多地沉迷于描摹那些压抑、阉割这股力量的各式习俗规范,描摹那层他不愿撕破的文明的矫饰。

 

子路:

 

你对这部小说的寓意有着某种成系统的解说。但这一解释的“系统”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可能也同样出乎曾经推荐我读此书的人的意料。这正是让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如果要有所评注,我必须对你的整个解释系统提出质疑,而不仅仅是随便摘出几个小碎片来就可以了。
你从B博士的奇迹中,看到的是智慧运用的失效和灵魂超拔背后的虚无。这当然是需要一些解释才能看明白的。你的两个重要的论据来自小说本身:被禁闭的“虚无”,以及纯粹在头脑中演绎弈棋游戏所需要的规则性和对抗性。这种“虚无”倒并不需要在小说那种残酷的情境中才能让人体会倒。禁足于家中或者迷失于沙漠都可以让我们有近似的虚无感。甚至于,当我们面对人情的冷漠、行动的无目的等等情况时,也能感受到虚无。而B博士在头脑中弈棋的事情虽然古怪,但也可以想像:一方面头脑中下棋也必须按照规则来(这是思维的自由还是不自由?)另一方面,头脑中左右互搏似乎有摧毁人格统一性的危险。
这些论据是你的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也为你的解释系统给出了有力的支撑。运用这一解释系统,你甚至把小说本身颠覆了,B博士作为后出场的主角,其重要性被归结为让理性的局限自行得以暴露,而象棋国手则成为了从头到尾的胜利者:一个不会下盲棋的棋手,他让人激赏的地方正在于:“生活在象棋规则所划定的界限(按:棋盘)之内”。
然而,我觉得,这并不是作者的感情色彩所系。作者想要肯定的是B博士,想要探索的是B博士在被囚禁岁月的未被囚禁的思想。我们需要再次回忆的是,B博士的“虚无”并不是一种一般情况下的虚无,而是一种被囚禁的虚无。这个特殊的个体背景在这里并非无足轻重,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断定,唯有在这种囚禁状态下,精神才会蓄积起如此专注的力量,以至于让一个棋艺平平的普通人,单凭一部棋谱就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思考威力。
诚然,他在那里发挥的,是一种计算性思维。这似乎与那种有关人生的审美或者有关存在的哲思有着层次上的差异。这也正是你对他的奇迹在理解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吧。当你点评说,他拿到了棋谱进行的是“纯粹形式上的游戏”,而如果他拿到的是荷马史诗,那进行的就是“人类境遇的思索”了。这里毫无疑问地暴露了你对B博士的本事所持的保留态度。
然而,这种观看角度预设了一些哲学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认为,计算性思维是人类理性的表现,但这种思维能力并没有穷尽人的本质。从这一理解出发,一种单纯在计算性思维里摸爬滚打的行为就不怎么值得惊奇了,它哪怕再大放异彩也在哲学意义上无足轻重。当你质疑“人拥有理性”这一基本假设时,我们可以看到,你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这个文本做了一番哲学的解读。
于是,你的解读给我的印象是,就哲学意义来说,这个小说并没有提供足够标榜的素材。它树立了一个无意义的哲学人物,或者反过来,那个次要角色,象棋国手,倒呈现出某种有争议的哲学意义来。
但是,这就是你的解读结果么?还是说,当你以哲学成见先入为主之后,掩盖了小说原本的指向,因此之故,你虽然揭示了小说中所“没有”的东西,但这种“没有的东西”并非小说原本所隐藏的。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小说,来确定它到底隐藏了什么。
人们当然可以说,就历史背景来看,这是一部控诉纳粹暴行的小说。它描述了因祸得福的“美丽人生”,在让读者艳羡之余同时体会到境遇的残酷和反思的必要。这当然是一种隐藏,是文学上挖掘政治深意的惯有手法。然而,正如你提起过的,这里是否有正儿八经的哲学意味被隐藏着?
我前面强调了,B博士所遭受的是一种被囚禁的虚无。这种虚无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不也是一种命运的寄送、一种被抛么?那么,这种浮萍般身不由己的人生,本身不就是一种偶然性么?换句话说,B博士的虚无就是他身处其中的偶然命运。于是,我们看到,B博士并不是在“做”一种关于虚无的哲学——为此而需要寻找理性的支撑点——像笛卡尔那样,而是说,B博士本人就身处虚无之中,这生命自己宣告,它需要某些东西,用来咀嚼,用来信仰,用来作为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B博士是哲学家。
这个哲学家碰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是否能够永远信任那些给他支撑、给他信仰的东西——比如弈棋。对此,B博士早就有所自觉,他明白自己不能控制那种诱惑。这种诱惑甚至让他一度神志不清而昏迷。当我们读者在惋惜B博士如此出色的棋艺埋没民间时,B博士本身的信念——拒绝游戏的滥用——则是给了我们更深的警钟。

在你的解读中,B博士的经历被一种反思理性主义的哲学见解架空了,以至于B博士本身成了哲学层面来看可以充做反面教材的人物。你这样的解释当然有根据,根据在于B博士的行为中某些特殊的表现,比如他头脑弈棋的怪异方式,以及头脑弈棋导致人格分裂而对战,等等。然而,你并没有对B博士的整个经历做出考察,没有对这种理性的怪异表现的原因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偶然性”一节,当你提到“虚无”时,旋即以“支撑点”为内容进行了批判——换句话说,B博士的“虚无”处境其实并没有得到处理。
而我的观点却在于,整部小说表现的是对人类极端处境的尊重以及人类所能表现出来的巨大精神潜能的惊讶和反省。由于这种精神潜能是直接联系于某种特殊命运处境的,因此,它不是对计算理性的盲目赞歌,而毋宁是对人之为人的一次探讨。

 

 

治玉:

 

我完全同意你对小说的解读:“整部小说表现的是对人类极端处境的尊重以及人类所能表现出来的巨大精神潜能的惊讶和反省。由于这种精神潜能是直接联系于某种特殊命运处境的,因此,它不是对计算理性的盲目赞歌,而毋宁是对人之为人的一次探讨。”

但是,我并没有把B博士看做一个“反面教材”,或“失败者”。如你所言,他被抛入虚空的囚室,并不是他的选择;他碰巧逮到一本棋谱,也不是他的选择。他仅仅是在自己能够遇到的事物中,寻求拯救或生活的可能性。并且他敏锐的洞察到,哪怕是无形无实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点——不少理性主义哲学家不承认这一点,那是理性的虚妄,或更准确地说,是滥用理性的虚妄。并不是B博士的思想暴露了计算理性甚至理性本身的局限,而是他的遭遇把这个局限讲述给了旁观者,呈现给了思想本身。因此,B博士不仅是哲人,还是一个带着悲剧意味的英雄。

一、心理战

但我没有把琴科维奇看成“从头到尾的胜利者”。我没有试图在B博士和琴科维奇之间分出高下。其实,琴科维奇和B博士的对弈很耐人寻味:琴科维奇为了获胜,策略性地激怒B博士,因为之前他发现了,只要他缓慢下棋,就会导致B博士歇斯底里的反应。因此,最后B博士输了棋,但并非输在棋艺上,他们不是作为两个棋手而决出了高下,而是作为敌对双方,B博士经受不住心理折磨而败下阵来。

事实上,最后一局棋,于是说是一盘棋,不如说是一场战争:“最后几句话他是用一种激烈的似乎粗鲁的语气对琴科维奇说的。琴科维奇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看了他一眼,他那呆滞的目光有点像一只握紧的拳头。一下子在这两个棋手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危险的紧张的气氛,一种强烈的仇恨。他俩不再是两个打算游戏似的显显本事的棋友,而是两个发誓要把对方消灭的仇敌。”

琴科维奇为何能够那么沉得住气?因为他察觉到了制服B博士的要点;通过拖延时间,来激怒他,让他不能清楚地思考。因此,最后一局棋,毋宁是一场心理战。

对我来说,战争没有胜负。只有幸存和身亡。我同样地尊重和悲悯敌对双方,血泊中的生和死。对弈则是玩一次对抗性的游戏——能坐在一起,下盘棋,就是友人的缘分,友人之间不谈胜负。我并不认为琴多维奇“值得激赏”,反而觉得他有些像一个祭品,一只计算理性的实验室里的白鼠,有点可怜,他的傲慢又让他显得滑稽。但他并不悲壮,因为“悲壮”这个概念适用于厚重的人类生活,而他生活在失重的棋盘里。

二、对抗性

B博士为了在虚无中求生之故,进行自我分裂。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不是主动进行一次关于人格的实验。但这个分裂不成功。为什么?因为对弈双方并没有观念层面上的冲突。我们熟悉这样的情形:就一个问题,和自己论辩,因为自己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切入问题的角度,于是辩证着深入问题,扮演正方推进一程,在扮演反方推进一程。这不是徒劳,恰恰相反,这是思想无声的对话,是走入问题核心的一个有效途径。

但下棋双方并无这种理念意义上的对立。理念的对立是根本性的,而对弈只是分开相对的游戏动作。是为了进行一场形式上的游戏而进行的人为对立或虚拟对立。理念的对立,才是真实的对立。

为什么B博士分裂对弈还不够,后来要狂怒呢?因为愤怒本质上是一种指向他者的态度。《理想国》里,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三部分,使用的论证便是:自己为自己的欲望感到愤怒,因此人的灵魂不是均一的,而是有理性、勇气,和欲望三部分。愤怒者是勇气,因为欲望不听从理性的统治。通过这个现象,柏拉图认为,不能和谐地服从理性的灵魂,并不是一,因此,并不是。与其说灵魂三部分体现了自身中有他者,不如说,自己此时便是他者。

我的问题是:是否只有理念的对立,才是终极意义上的,真正不能化解的对立?

三、理性规则

我的评论有种对理性的批判。比如说到罗尔斯的时候,我问:人是否配得上拥有理性。其实,这个问题是破坏发问规则的。因为“配得上”(deserve)是个在理性框架内才产生的概念,超出此框架谈“配得上”是没有意义的。

但另一方面,倘若把理性的规则看做现成的,并采用一种“认同in反对out”的态度,那相当于把理性等同于纯粹形式的游戏规则了,而不是进行一次刨根问底的哲学思考。我们讨论过理性。你说,理性是一个能力,而不是一个标准。那么,既然我的上述发问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便是作为能力的理性所应当面对的问题了?

 

子路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否只有理念的对立,才是真正的最终的对立。
看起来应该是吧。但这种对立最终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它们是可以“辩证”的,乃至可以像黑格尔总结的那样,作为精神的自身发展运动辩证地生成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我觉得,理念的对立依赖于做出对立的人。理念的对立可以最终溯源到混沌不分的生活实际。
你的第二个问题:“人一旦拥有绝对权力,面对的,将是虚无。”
如果拥有绝对权力指的是“拥有了对他人进行任意宰割的能力”,那么,他会碰到不同类型的虚无。首先,一个人拥有了绝对权力,他自身相比而言会显得虚弱。宰制他人的权力和他自己本身,是可以分离的。独裁者之所以能够独裁,是在于独裁这种机制性权力,他个人并不能免疫于这种机制性权力。当然,机制性权力可以被独裁者用来保护他个人的人身安全,但是,他本人本质上的虚弱正是这种权力的弱点。正因如此,这样的绝对权力无法最终使自己完美。
那么,倘若绝对权力掌握在上帝手里呢?上帝的全能就是对造物的绝对宰制权力。上帝要面对虚无么?很显然,一种解释是上帝能从无到有,这意味着上帝时在虚无中自己动手创造了价值;另一种解释时,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无根据之物,他不需要根据,他就是虚无。
你的第三个问题:“人是否配得上拥有理性”?
“配得上”,在德语里用“verdienen”,它同时意指“赚得”,赚钱就是Geld verdienen。有些东西,配得上配不上,实际上问的是它是我们赚得的么?我觉得理性的确是我们赚得的。而且必须不停地赚才能得到它。当代哲学批判理性主义,主要是过去的哲学借助“人是理性动物”而把人性放置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位置,人同样也是“潜意识的”(弗洛伊德),“非理性的”,“情感的”,“身体的”,等等,考虑这些因素,不是要把人的标准降低,而是切合实际地理解人,鼓励人,发展人。
对于这两个问题:<<一、假如是你,你是否会拿走那枚魔戒;二、你如何看待我对自己的反应的阐释:“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课上,教授问我们,倘若你面对《理想国》里那枚能够让你拥有无限权力的魔戒,你会带上它,并像盖基那样杀掉国王而自己称王么?会那样做的请举手。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举手。教授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只是本能的不想。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一旦拥有绝对权力,面对的,将是虚无。”>>
其实电影《指环王》(或“魔戒”)中让我震撼的首要因素,就是:自由的中土或者和平的夏尔,始终面临着来自魔多的绝对权力的窥视和镇压,人类君王被腐蚀,兽人被生产,一种绝对权力将凌驾于我们头上。绝对权力和与之而来的压抑和惊恐,是我对《指环王》最深刻的印象。里面恰好有这样一个戒指,它统御所有其它戒指(权力)的主人。大多数人都无法抵御这枚戒指的诱惑,包括甘达夫也意识到自己在这枚戒指面前的堕落的危险,精灵族的森林女王在看到这枚戒指的时候发了一次狂,最后克制住了自己。只有夏尔的霍比特人才天生具有抵制诱惑的能力,所以才由四个霍比特人担当销毁魔戒的重任。

音节(338-342)

338

解读世界与解读文本。当文本强大到一定程度,它便构成了现实,通过影响并塑造人们的精神和生活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甚至一个独立的世界。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339

生物和非生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之间的过渡是平滑而连续的。因此,不必强调珍重生命,把杀生看成作孽,却不懂得怜惜物品、石头,泥土以及水洼。但是,在生命的行进过程中,因为顾及一切身外之物而过分地谨小慎微,又很没有必要,而且做作可笑。不妨把与宇宙或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领悟,在领悟中珍惜并完成融合,在萌动和生机中吸气,在面对凋敝和毁灭时呼气如叹息。

340

道家用自然替换了君父,把儒家的忠孝更加地推演到了极致。

341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了西洋人的一个习惯:把年龄当作隐私,把不询问别人的年龄看作礼貌。我以为这是一个坏毛病,尤其在多少算作熟人或朋友的场合。在世上经过了多少年岁,本该是件坦荡明朗的事,需要刻意遮掩么。年少是单薄的。因为里面没有时间,没有唯有在时间之中才能获得的生命积淀。 

崇尚这种缺乏时间感的单薄,与以枯萎丧气为规范一样病态。人,从年少到成熟,再到暮年的肃静,本是天然的生命过程,过分强调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其实相当于对作为整体的生命的否定。美?年少的美是廉价的,因为没有经过个体化,只能呈现出普遍单一,不足以动人。

342

聪明。即耳聪目明,虚心看和听。

相见欢

上次和秃鹰当面说话,是傍晚在复旦门口,秃鹰和物理学家为我送行之后。他问我上海出租车的起步价,我说不晓得。“你不是打车过来的吗?”——再次见面就是七年之后了,在华盛顿。在地铁站碰头,本打算去他家取车,去乔治城的一家印度餐馆晚饭,结果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先把地铁坐反了方向,然后又做错了线路。他讪讪地解释说,“看到西瓜太激动了”。

大一时我是二辩秃鹰是三辩,关于应该先有家庭还是先有事业,对方说:我们知道,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秃鹰立刻回应:我们也知道,每个贪污腐败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虚荣贪婪的女人。我当场笑得直不起腰来。辩论时他总是低着脑袋,不停地挥舞右手,有时还挥舞得高出头顶,像个兀自陶醉的乐队指挥。

秃鹰是兰州人,后来搬家去了天津。他天天斜挎个雷锋包,墨绿色早就磨得发白,站在桂园食堂旁边的报刊橱窗里看报纸,手上还拎个玻璃水杯,包在深蓝色的毛线织套里。他每天尝一种冰淇淋,尝多了自己也分不清哪种是没尝过的。

刚上大学开始,秃鹰就目标明确:要成功。豹子觉得秃鹰把生活过成了苦行僧。有天在校门口宵夜,大家围攻秃鹰,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做任何事都只想着未来,现在也很重要。他坐在那,若有所思地点头,但并不真的信服。
我说,成功还不是为了生活得幸福。但你把快乐全都牺牲掉了,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豹子倒也替秃鹰解释,他要的就是成功本身,而不是成功为他来带的。比如他的英文名字叫乔治,被豹子一眼看穿,“就是因为乔治华盛顿叫‘乔治’嘛。”

那时我们经常聚会。狼永远在讲黄缎子,甚至豹子和蚂蚁都听不下去了,“狼你能不能不要再讲了,好歹有女生在场。”他们经常嘲笑外院辩论队的人聚餐时喝酸奶。搞得我每次看到吃饭喝饮料的聚会就觉得很好笑。以至于有次秃鹰向蚂蚁——风花雪月双鱼男——请教追女生的经验,蚂蚁建议他去问个相熟的女生,看女生需要什么。“我去问西瓜怎么样?”蚂蚁说,别,你还是问别人吧。

其实看上秃鹰的女生还不少。比如俄文系有个腿很短的女生到处打听他,想与之交往;还有个计算机系的牛女,热烈追求他。蚂蚁一口咬定:秃鹰标准太高了。有次秃鹰很坦诚的说,他就是喜欢美女。话虽这么说,但他前后喜欢过的女生他也不觉得是美女,比如他高中的同桌,以及大学毕业之前的一个师妹。
后来他去浙大读研,有个大一小女孩看上他了,这小女孩和男友处于远距离恋爱中。秃鹰让我给她打个电话,劝她好好跟她男友恋爱。他的逻辑是:你们都是女生,你的话她应该听——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想起爱玲写苏青,起初索稿信一上来就说:“叨在同性”,她看到总要笑。

大三之后的实验课分小组。我当时看上了美学,而秃鹰正好喜欢独自做实验,于是我俩正好一组,他做他的实验,我看我的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跟他讲一讲,他顾得过来就跟我讨论,顾不过来就说“别吵”。等他写完了实验报告我就拿来抄一份。
秃鹰认为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学科都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每次实验课之后我们都会为这个问题争论一路,到头来我说:你就是个墨子。秃鹰抗议:你看不起我!“我怎么看不起你了?明明是你看不起墨子!”

秃鹰的生日是愚人节。大家觉得他很像阿甘。物理学家常说,秃鹰真是太地道、太地道的一个人了。而且,秃鹰自己也觉得自己像阿甘。

记得通讯原理的考试,老师明明说了某部分不考,考试前夜在教室里,秃鹰还在那看那个章节的书。我提醒他,老师说了不考。秃鹰坚定地说,但我自己也要学。我就无语了,你要学平时或以后啥时候学不行,干嘛非得考试前夜学?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平时不上课、考前突击的豹子比他考得还好,他又心里不爽。

毕业前夕,我们在上岛咖啡里,秃鹰批评豹子和我不该在大四上学期的考试时抄袭他人。我们抗议学院的课程安排不合理,正是考研的学期,竟有七门专业课,而大二下学期只有两门。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而牺牲自己的前途。但秃鹰认为如果现实如此,你们就应该等一年再考。我们高声辩论——那天上岛里的其它客人真可怜——豹子作为未来的法学家,大谈生存权包括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之类。
最后,一如既往地,谁也不能说服谁。不过当时秃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理念就不帮助豹子和我。他谈论正义和崇高的时候,无论结论多么荒诞,从不会有人联想到虚伪。他就是那样一个人,看到纪念碑、堂皇的大厅、战车与荣耀时,他的神情会让你觉得他有了一种恒久的获得。

也是毕业之前,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感动,希尔伯特的博士宣誓仪式上,柏林大学的校长说:“我庄严地要求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和保证:你将勇敢的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赶,只求上帝真理的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
引在了博上。秃鹰看到了,也很激动。我觉得他也是会激动的。那是并没有消逝的美好时代,里面有伪善、欺诈,得过且过,但也有虔诚和真挚,有纯粹的热爱和纯粹的人。

这次在华盛顿见到秃鹰,我觉得他没啥变化,可能就是没以前那么瘦了。据说成熟了很多,但也不尽然,比如兴冲冲地买了音乐会的票,却发现弄错了日期和时间,等等。他仍然没有女友,有几个潜在人选,但彼此似乎没啥兴致。周末开两个小时的车去宾州滑雪,定了套票听音乐会,喜欢的曲目回家之后刻成唱片,在车里继续听。
我难得郑重地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喜欢男人?他说不会不会,这个他还是清楚的。
他也难得郑重地,说能不能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来都只是听你说起妈妈,但从没听你说起过爸爸——天,这个疑问看来被他憋了至少十年。

临走那天一起吃早饭,站在柜台前点三明治时,我从袋子里掏薯片,几个小碎渣掉了出来,看不清掉在哪儿了。我自言自语地念叨,哦,掉了,那就算了,掉了。秃鹰笑了好一阵,“西瓜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迷迷糊糊的”——竟有八年已经过去,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说来,截止这次去华盛顿,我和秃鹰已经有三年没任何联系了,也没什么原因,大概彼此都适应了新的生活,也懒得通电话了,旧友没什么新闻,彼此的关注点也没什么交集。前些天秃鹰的生日,我琢磨着要不要不打个电话过去——刚从华盛顿回来——结果也不知是忘了还是算了。于是想起介子在推荐一篇文章时说的,“大部分朋友都会走散的。不过各有好前程,也不是坏事。”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