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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约翰是学校的清洁工,常看见他在系楼里收拾垃圾筒,不紧不慢地,把垃圾袋都拢在一起,放进垃圾车。去年冬天我给松兔的古希腊哲学当助教,约翰注册了这门课,喜欢和另一位老先生一起,坐在教室的左墙边——学校有政策:学校雇员,和州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修课。那位老先生上课喜欢发言,他发言时,约翰总是慈祥地微笑,冬天的阳光照着他短而卷曲的白发,像黑土地上的积雪,闪烁出细小而柔和的光芒。
松兔讲课的线索是时间和变化等形上学问题。他是卡普兰的弟子,而卡普兰是卡纳普的弟子。那么可想而知,松兔是怎样的授课风格。他那一路的人,大抵都认为,哲学史不可能从弗雷格之前开始,也只有松兔,不仅爱好古代以至于到了可以授课的地步,还发表关于中世纪的文章——当然,这是因为中世纪一些人也持Presentism:只有此刻才是实在的。那薄之又薄的本体论,把过去和未来都挤出了存在的集合。
第一次小论文的题目,是分析赫拉克利特那句著名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那是我第一次批改论文。我们随机选了五份,分别批改了,对照标准。松兔教我在正文中如何写评语,以及总评语不是用来证明自己给的成绩如何合理,而是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末了,他顿了顿,说,对不起,让你读些糟糕的文章。我愣了一下,“不啊,改论文挺好玩的,像交谈。”
讲巴门尼德时,松兔在黑板上写了个Heidegger,以及海的几句话,还讲了点什么。我差点被刚喝到嘴里的咖啡给呛着了,担心自己还躺在床上做梦没去上课。下课后,松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上课会提到海德格尔。”然后又给我讲了些海和卡纳普之间的八卦。我到了家都没会过神儿来。
期末周交论文那天,松兔办公室的门一直开着,学生陆续把论文送来。差不多到了钟点,我去取论文时,见约翰正站在门口和松兔聊天——约翰整个学期,都喜欢在办公室时间,和松兔讨论问题。约翰走后,松兔跟我商量,约翰能否补交第一次论文,“约翰,你记得是哪位不?就是常和另一位老人坐在一起的那位非洲裔美国人(为了避免被扣“种族主义者”的帽子,白人说话往往很小心)他是个很思量的人,也很周到。”
我在批改期末论文的间隙,读了约翰分析“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据说他当时交了,但没成绩,而之前的电子文档不见了,只好重写了一份——唔,那就是约翰第二次,写同一篇论文了。约翰第二次踏入的河流,读来很舒服,像日报上的小贴士,有时间里流淌着的智慧与和悦。
总成绩那天,提到约翰。若是按字面要求,得给他C。但我和松兔都不想这样,就心照不宣地,把B+写在了约翰的名字后面。
上传完成绩就彻底放假了,松兔说,他担心一周后年轻教师的年审——之前一年里,他没发文章。而我不过是个惘然开始了一段漫长训练的学生,又能够说些什么,来安慰,或鼓励呢,除了发愣里的词穷和欲言又止。那一年的空白,或许是因为他刚出生的女儿,或许只是他没花足够的心思和精力罢了。有时候,像石头那样收拢并凝聚自己,是一种生存上的保全,而松兔这个加州大律师的独子,却早已太习惯阳光、沙滩,和海水的铺开与舒展。

后来也常在系楼里碰见约翰,有时会打个招呼,有时只是匆匆走过。一年多过去了,我已经习惯了批改论文,哪怕为之做助教的教授说,“写点评语来justify你给的成绩”。我笑着说好,却仍然只是尽力写下些但愿有所助益的话。
前天下午,课间我走出教室,见约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吃苹果。那排椅子靠墙,远远地对着电梯门。约翰一个人坐在那,坐在一排空椅子既不中间也不靠边的那一张里,安安静静地吃苹果。我突然想哭,不晓得为什么,只是觉得这场景,让人有些难以自持。
而今年春天开始的时候,听说松兔“处在压力中”——他把接下来的一年也交了白卷。不晓得这是不是他已经快要离开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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